文/片 本报记者 张洪波 廖雯颖

    10月23日，齐鲁大讲坛，以“敢说”和“给官员上政治课”闻名的于建嵘教授讲得激情澎湃。台下，众多听众之中坐着专门从河北南宫赶来的傅学磊———他是南宫(县级市)市委常委、办公室主任。跟他一起来“找骂”的还有他老家河北临西县的三名乡镇长。

    听于教授“骂”完了，一直强忍着膀胱冲击的傅学磊急忙冲向厕所，他长出了一口气，感觉有一种解脱：“我们属于于教授批评的对象，但他的话对我们很有帮助，他也为基层干部说了话，没把责任全推到我们这些人身上。”

    傅学磊没想到，他的这一次偶然来外省听于建嵘讲座的经历，会让他成为被采访对象。

    所以，24日晚上，当记者提出想采访他时，傅学磊犹豫了好一会，发回一条短信：“我想我可以为您讲一些来自县乡村的故事。但正像于建嵘教授所说，我们目前是最经不起媒体曝光的群体……”

    10月27日，在南宫市，料峭的寒风中，36岁的傅学磊留给记者的第一印象，是客气、成熟而又谨慎。

    来南宫之前，傅学磊在临西县老官寨乡当乡长。“做基层干部真的很难，特别难。”他反复说。

    傅学磊说，他当乡长时，临西有个造纸厂，废水直排到下面一个村，环村半周，棉花也不长了。先是村民上访，但这个造纸厂是县里当时的纳税大户，废水还在排。后来，在一个大雨天，几百个村民冲进造纸厂，把电闸给拉了。

    傅学磊赶到厂里。村民答应派几个代表，下午在村里跟傅乡长谈。下午一点，傅学磊啃着烧饼，开着吉普车，带着几个人进村了。这一次，他们被村民围住了，车胎也被扎了。

    傅学磊知道村民急眼了，就有可能打人，或者挑唆个醉汉出来打人，被打了还没处讨说法是次要的，但他这个乡长的威信如果没了，以后的工作可就没法干了。

    晚上9点多，傅学磊冲出了重围，他临走时告诉村民，明天一早他还来，没拉(说，编者注)开的事接着拉。

    “第二天不能不去，不去就是怕了，那村民就看不起你这个乡长了。所以我第二天一大早就进村了，不光为了表明诚意，也是因为一早村民都上地了，人少，而且没有喝醉的。”傅学磊很无奈地说，“因为县里已经给我们下了命令，要无条件解决这个问题。”

    傅学磊说他当乡长时，很佩服大他十岁的乡党委书记，因为他在处理基层问题时很有办法。

    老书记曾经给他们在村里的工作“不能动硬的”对象总结了三类人：家里有关系的；家里太穷的；家里有老人、病人的。根据这个原则，他们果然也没出什么大事。

    2006年，邢台公开选拔十名副县级干部，傅学磊准备去考。那时正值村支“两委”换届，几个村上访不断，傅学磊说他为此守了两个星期。为了不耽误学习，他把手提电脑抱到办公室，一边上网查资料学习，一边给人做工作，甚至说出请上访代表“帮忙”的话：“你看我现在都没时间复习了……

    一股看不见的怨气

    傅学磊曾经在博客上发过一篇文章《[实话也许逆耳]太原禁止进京上访有其合理性》。他说，那些仅仅是受了欺负、受了委屈而没有其他目的的农民，是不会越级上访、缠访的，“也许是没有那个意识，也许是因为窝囊、害怕。”

    当记者问他，这些真正受了委屈的“老实人”如果不站出来，政府会不会注意到他们时，傅学磊沉默半晌：“不会，乡里的财力太差。”

    傅学磊也常常在想，为什么不断有老百姓上访，为什么基层关系老理不顺：“农民心里有一股怨气，觉得自己吃了很多亏，但到底哪里吃亏了，吃了多少亏，农民不清楚，我也不很清楚，但吃亏的感觉很真实、很明确。”

    傅学磊说，他在老家群众基础还比较好。但他逢年过节和在外工作、经商的同村人一回村，老家人也许会说：“你看，他在外边工作就有车开，还有酒喝，我为什么不能？”

    傅学磊说，他也是农村出身，有时候能切身体会到那种感觉，“城市里高楼大厦修起来了，有了大马路、汽车，甚至地铁，可农民有什么？甚至连修条路也要集资。他们就会想，‘城市人肯定是沾光了，我肯定是吃亏了，所以我要回来’。”

    “而老百姓不断上访，可能就是因为这股想不清、看不见的怨气生出来的。”傅学磊甚至认为，“等到农民真弄清楚是哪里吃亏了，怨气会更大，正常和非正常的诉求会更多，情况会更不好处理。”

    有时存在的书生气

    “我有时候感觉很无奈，我也做过一些过分的事，但不这样，工作就没法推行下去，”傅学磊叹了口气：“没办法，就那么一种环境……”

    说这话时，他的神情有些黯然。

    2006年3月，邢台全市招考10名副县级干部，考试中的申论题，是定州绳油村事件，关于失地农民的话题，傅学磊回答的标题是《利益分化中呼唤权益伸张》，中间批评了政府及相应政策。他说当时下了个赌注：“如果是领导干部阅卷，我宁可选不上，肯定是‘这个干部政治上不成熟，不能用’；但如果是专家学者评卷，我就可能得高分。”

    最后的结果是，傅学磊考上了，笔试分比较高。

    有一次，傅学磊看到报纸上登了三个慈善家的事迹，他满怀希望地给三位慈善家每人写了一封信，用的是老官寨乡乡长的名义，希望乡里因家有大学生而形成的贫困户能得到帮助，可信如石沉大海，他最终没有得到任何回音。

    “这种比较幼稚、比较书生气的事情，只能悄悄地做，如果公开做那就是傻子了。”事后，傅学磊悄悄嘱咐知道这件事的人，不要说出去。

    有时候，傅学磊也会做些“违背原则”的事，比如有的工程损害了庄稼、污染了环境，他会以乡长的身份把对方的项目经理叫来，然后让老百姓围住他，要钱，“只要能找出理由来，就让他赔些钱，工程不缺钱，可老百姓缺钱。”这些问题属于于建嵘教授讲的“人民内部矛盾”———能用人民币解决的矛盾。

    傅学磊还曾在博客上发表过《农民的缺位是网络媒体最大的缺失———兼问新华博客能否率先为农民安个“家”》，私下里，他却也有些担心，“有一天农民全部或大部分上了网，那就真难控了。”

    如今，他那经常会说一些心里话、自相矛盾的话、隐晦地骂人也会招来网友骂的实名博客，已经接近停了。

    我得到了一些解脱

    这次来济南听于建嵘教授讲座的想法，起源于傅学磊博客中转载的一篇《县政改革请自改变“异地为官”始》，虽然那时候，他并不知道这篇文章的作者于建嵘是何许人。

    后来，他看齐鲁晚报得知于建嵘要在济南讲课，就想来听，但为这事他也酝酿了好一阵儿。他没敢喊现在的同事，毕竟于建嵘是以“骂官员”著名，“即使同事只是稍微一犹豫，我也会觉得自己很尴尬。”

    最后，他拉着三位临西县的老同事、老同学去了。这点大家很赞同，因为“乡镇干部不能坐井观天，也要听听教授的讲座，了解一下国家形势。”

    “于教授不是说吗，假如要搞拆迁，让我们千万不要冲在最前面。”傅学磊还清楚记得于建嵘那时说话的样子———“假如为这个事老百姓把你给打死了，你就白死，没有人敢把你追为烈士。因为只要追了，全国网民会把你骂死的。”

    当时底下人纷纷笑了，傅学磊也觉得百感交集。

    “上面任务压着，下面老百姓顶着，基层干部夹在中间，无比尴尬。”傅学磊说。

    在于建嵘犀利的讲课中，傅学磊突然感觉自己有一点解脱。“于教授也说了，很多事情不能怨基层干部，他没把责任全推到我们身上。”

    虽然，傅学磊也并不同意于建嵘的一些说法，“但是，我理解他为底层说话的想法。”傅学磊说，讲座结束后，他就像追星一样，与大家挤在一起请于教授签名。并且他还给于建嵘留了纸条，邀请他“到南宫调研，并给予面对面的指导”。

    傅学磊经常在很多场合重复季羡林的一句话：“什么是好人，就是做好事比做坏事多；什么是坏人，就是做坏事比做好事多。”

    他说，这句话应该能让很多人心理找到平衡，得到解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