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报记者 张榕博 片/本报记者 张晓鹏

    生活在李村大集的小贩和孩子们。

    除了逢二逢七的李村大集，在李村河这段河道上，还有900多户常年在此落脚的商贩。有人戏称这是小李村集，附近居民则称他们是河底市场的贩子们。

    从上世纪90年代初一百多个摊位，到现在架满河底、河岸的大棚，越来越多的他们成了李村大集现在的守望者。很少有人知道他们中每一个人的名字。每年汛期来临时，他们是一群随时准备因洪水到来而撤离的人们；在政府的通告中，他们是随时准备因市场不合规范就地解散的人们；在市场管理者眼中，他们是一群从四面八方游走于此谋生的“东北帮”、“临沂帮”……以及本地人。

    而他们在自己心中是谁呢？幸福也许在别处，但生活还要在河底继续。

    5元钱生活圈

    “5元钱能在超市买什么？一个汉堡，一个煎饼果子，还是一块香皂？但在我们大集，5元钱能吃带两块排骨肉的排骨米饭，一碗三鲜馄饨加两个火烧、一笼南京小笼包，或者买3双袜子、一件男士背心。”

    11月4日下午，李村河向阳路桥旁下的河道，一个用几种颜色的防雨布搭起的棚子，下面摆放着各种型号的“古董”电视机和天线。里面的摊位上，一个围着黄头巾，辨不清年龄的女人在看着两个孩子，一条狗趴在不远的地方。

    这就是临沂人庄丽的小摊。

    “我们这里收电视，也卖电视。”庄丽今年刚刚三十出头。在她的摊位上，一款“Hisensewa”牌的电视格外醒目，“零件是从海信上拆下来的，电视都是拼装货，连海信的牌子都拆下来了，后面索性再加个WA，也算咱们不侵权。呵呵。”

    从开始时与丈夫一起走街串巷回收旧家电，在大连路旧货市场摆摊，到河西旧货市场，再到这里卖二手家电，庄丽在青岛打拼已经第六个年头了。

    就在这个一米来高的摊位前，庄丽一对上小学的儿女正站着写作业。一个上一年级、一个上二年级。对他们来说，这个“书桌”太高了，两个孩子只能露出脑袋和两双小手。傍晚，河底起了风，两个孩子一边按着本子，一边做作业，身子紧紧地贴在一起。

    庄丽说，两个孩子中，小的出生在青岛。这么多年两个孩子就跟着她一起在这里看摊，这样每天看着孩子她很安心。虽然两个孩子没有去过幼儿园，学前班，但学习并不差，每次考试的成绩都在90多分。到了晚上，她就收摊带着孩子回到附近10平方米的出租屋里，生炉子做饭，等出去收旧家电的丈夫回来。

    150元一个15英寸的拼装电视，甚至还有11英寸的黑白电视机。在庄丽的摊位上，这个价位的电视机卖得最多。“这些电视都能看，来这里买货的平时就是些打工的，没什么钱。”庄丽说。

    150元一件商品，整个市场中，庄丽算是做的大宗生意了。就在庄丽摆摊不远处的一个被服衣帽摊上，摊主李军笑着比喻：“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5元钱能在超市买什么？一个汉堡，一个煎饼果子，还是一块香皂？但在我们大集，5元钱能吃带两块排骨肉的排骨米饭，一碗三鲜馄饨加两个火烧、一笼南京小笼包、5个山东肉馅大包或者买3双袜子、一件男士背心或者一段白铁烟囱。”李军说，李村集就像小社会，大集以东卖旧货、衣被，摆摊的大都来自河南、东北和沂蒙地区；大集以西基本是本地人，卖些农副产品，还有田间地头用的农具。因为东西便宜，市场上的业户平时吃穿都在市场上购买。

    在李村这个城乡接合部，这个大集还给更多的打工者提供廉价商品。李军说，5元钱能买来许多生活用品，好好地吃一顿，如果是10元钱，一天都能管饱。而5元钱两双的“耐克”、“彪马”袜子，虽然牌子是假冒的，但保证“假冒不伪劣”。说到这里，他自己也笑了。

    临近傍晚，在向阳路桥洞下面，几名附近工地的工人正在小马扎上坐着，吃着3.5元一碗的羊肉汤就火烧。而在桥上不远的古镇路上，5元至12元不等排骨米饭、馄饨、泰山火烧、潍坊肉夹馍、东北烤苞米应有尽有。

    这条路的尽头，几名衣着时尚的青年男女正推开肯德基的玻璃门，走下台阶。

    对于菏泽来青打工的工地瓦匠小胡来说，今天吃脂渣和白酒是工友请客，桥上古镇路的食品对他来说就已经是上了一个档次。至于肯德基，他连想都没有想过。

    京口路福临门房产中介张女士说，这里房屋出租生意最不好做，几乎每个租户都是合租房，一个套二厅70多平方米的房子能住下11个人，平均一个人只摊100多元房租。这些房子大都租给周围美发店、小吃店的打工仔，还有刚毕业的大学生。在李村河岸上方的“水上漂”门头房里，二三十元一晚的旅馆有好几家。其中一家旅馆的老板卢先生说，虽然现在物价涨得很厉害，但是100块钱在李村集附近还是很扛花的，吃、住、用都便宜，甚至花5块钱雇一个黑摩的都比打出租车省几块钱。

    这样的黑摩的司机一群群地出现在大集每个上

    桥口，他们戴着头盔，看不见面容，唯一露出的，只有一双随时张望四周，警戒着城管，同时又寻找着客户的眼睛。

    前赴后继的河底人家

    孙大娘说，自从20多年前自家村子被划成城市用地，自己没了耕地，就一直在大集上摆摊，“只要政府不取缔，咱继续在这个大集有个能糊口的饭碗，咱就争取不给国家添麻烦。”

    穿过向阳路桥一直向西，一片叮叮当当的敲击声响彻整个河道。河北村村民孙大娘此时正用力掰开一块白铁皮，旁边一个男人照着铁皮弯曲的地方下了重锤，顿时铁皮平直了很多。在孙大娘周围，白铁水壶、白铁浴盆、铸铁钩子、铁皮烟囱摆了一地。再远的地方，二十几个这样摊位的主人们也在干着同样的劳动。

    “咱祖上三代就是铁匠，一直靠这个营生。现在身子也不行了，我直不起腰来，只能这么窝着，每天就和俺家对象在这里挣点钱。”孙大娘说，自从20多年前自家村子被划成城市用地，自己没了耕地，就一直在大集上摆摊，“只要政府不取缔，咱继续在这个大集有个能糊口的饭碗，咱就争取不给国家添麻烦。”

    在滨河路集贸市场会员自律办公室，市场管理者张代成说，李村集上并没有什么能人、知识分子，充其量就是各处来此的游商浮贩。“起初那批人是在大集上‘掘金’，现在大伙是在这里谋生，每天都有这样的人来找我，希望在大集落脚的。”

    1985年，河南、南庄、河北等李村集周边的村庄土地纷纷划入城市，越来越多的庄稼户在李村河底摆起了摊位，当年23岁的张代成也加入了其中。“那时候到河底摆摊，人们看这些人那是不务正业，但是我就是想干个体，没想到自己日后能发财。”张代成说，当时自己一辆自行车，跑到沙子口买海鲜，再到李村集上贩，一个月收入100多元，比当时职工每月30元的收入高了很多。到了上世纪90年代，河底市场保持了200户以上的常驻业户，那时工人每月能挣100元，这里的商贩一天就能挣100元。当时跟张代成一起骑着自行车去沙子口买海鲜的几十个哥们先后换了摩托车、小汽车，河底市场冒出第一批万元户。

    从2000年开始，与张代成曾经一起打拼过的老业户们逐渐淡出了河底市场，他们自己买了门头房，有些去了市里，有些还在附近做大自己的买卖。“前人有钱了退出，后人再补进来。”张代成说，当初70户20年以上的老业户，现在只剩下20户不到，但整个市场却发展到了900多户摊位。“那时正赶上国企改制，我一年能接收七八十个下岗职工，后来全市又搞市场退路进市，一些没钱买室内摊位的人就来我这里了，现在社会失业和以前的下岗职工，还有周边几个村庄没有营生的人占了整个市场的七成。”

    临沂莒县来青岛的丁来英说，从1995年到2000年，他一直在四方区人民路卖水产，2000年青岛市开展退路进市工程，没钱买摊位的他四处“游击”了4年。“2004年我到了这个河底市场，终于稳定下来。孩子、老人现在都在这里。虽然在这里挣不了几个钱，但仍然能勉强贴补家用，比在老家地里干活要宽裕些。

    下一站在哪儿？

    “水退不下去就投奔亲戚，或者去城阳打工啥的，总之这不行了再去别的地儿。反正到哪儿都是打工，也没啥可留恋的。”

    河道行洪、李村河治污、城市化发展，市场“农改超”，张代成说，随便找一个理由，这个市场就可能办不下去了。人们常形容李村大集是人潮涌动，在张代成看来，人潮的游离只比河道中水的游离稍微缓慢一些。

    庄丽告诉记者，2007年那场突如其来的大洪水至今仍让她记忆犹新，几万元的家当瞬间成了泡影，而从那时起，随时撤离大集就挂在了她的心上。“你看到那个桥洞下面挂的牌子了吗？写着‘泄洪通道，及时撤离’。”庄丽说，自从洪水来了以后，家里的一台微面就一直停在桥上，一旦洪水来了，她就抱起周围的电视往上面跑，等水退了再回来。

    “如果以后水退不下去了呢？”庄丽再没有回答记者的问题。

    “水退不下去就投奔亲戚，或者去城阳打工啥的，总之这不行了再去别的地儿。”今年22岁的黑龙江佳木斯小伙王晋剃着一个光头，戴着花几块钱从市场买来的墨镜。对于记者的问题，他丝毫没有犹豫。他说，李村集这边老乡多，物价也便宜，所以就过来打打零工。此前他在烟台、威海、济南、东营都呆过，但每个地方都有各种各样的原因让他继续寻找下一站。“不是有一首歌叫《下一站天后》吗，反正到哪儿都是打工，也没啥可留恋的。”

    80后、70后、60后，也有50后、40后，在李村大集的900多户业户中，每个年龄段都可能与大集有一段交集，要么不舍，要么随遇而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