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攀山

    老母亲一辈子都支持我的学习和工作，就是临终时的走，也走得快，走得急，走在节假日里，不过多牵扯我的时间和精力。

    母亲是大年初二得的病，得的是急性胰腺炎。送到医院抢救，医生竭尽全力也没能抢救过来，于初四晚七点四十分与世长辞。初五至初七三天办完丧事，初八正常上班，一点儿也没有占用我的工作时间，更没有给儿女留下“久病床前无孝子”的尴尬与无奈。

    我知道，这是母亲用她一贯的风格，给儿女尤其是给我的最后的一次无私大爱。

    那年，母亲七十六岁。

    母亲一生养了我们姐弟6人：5个姐姐和我这个唯一的男孩。在我两岁那年，父亲因病去世二姐不幸夭折，38岁的母亲领着我们姐弟5人开始了艰难的生活。

    当时，我们家的生活来源有三：一是参加生产队集体生产劳动挣工分分粮；二是种好分得的几分自留地；三是母亲的辛勤劳作。前两条都不是我们家的优势和长项，一伙孩子，最大的大姐才17岁，其他的一个比一个小，哪能拼得了体力、种得了地？一家六口的生活重担全部落在了母亲一个人的肩上。除了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外，母亲主要靠自己的两个手艺养家糊口，即炸面泡（一种圆形的油条）和编蒲扇（用蒲草编成的扇子）。把炸好的面泡和编成的蒲扇卖给街坊邻居或到附近的集市上去卖，一斤面泡赚3分钱，一把蒲扇赚5厘钱。利润低，便只好多炸、多编。在我的记忆里，母亲就像一部不停歇的机器，一天到晚忙个不停。白天到集市上买蒲草，晚上借着月光编蒲扇。常常是我一觉醒来，都东方发白了，她还在“刺啦”、“刺啦”地编个不停。要不就是和姐姐炸面泡，天大早就匆匆忙忙赶到集市上去卖。正是靠着自己的辛苦劳动，母亲把我们姐弟5人一个个养大成人：4个姐姐先后出嫁；我也上学上到高中毕业，成为我们村当时为数不多的高中生之一，并且在整个上学期间从没有欠缴或缓缴过一次学费和书钱。无论平时还是过年过节，在吃上、穿上母亲都决不让我们姐弟5人次于其他多数人家的孩子。

    母亲是一个刚强的人。刚强的母亲唯一的一次求人是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当时，地里的庄稼不是绝产就是产而不收，群众手里没有一粒粮，母亲连炸面泡、编蒲扇的本钱也没有了。4个姐姐饿得奄奄一息，我也脚、手、脸浮肿躺在床上不能动弹。看着快要饿死的孩子，从不求人的母亲顾不得那么多了，她拖着同样浮肿的身躯，第一次找了大队干部和下村了解情况的公社领导，第二天我家便分到了几块棉饼和一篮子醋糟等在当时堪称救命的食物。

    “不能忘了公家！”母亲时常这样告诫我们。

    闺女多、儿子少，使得从旧社会过来的、受传统观念影响较深的母亲愈加重男轻女。用邻居的话说，在我们家，吃先尽着我吃，喝先尽着我喝；有时同样惹母亲生气，对于几个姐姐母亲是真打，而对于我则是将巴掌贴在我身上轻轻地推。

    但在重大问题上，母亲决不溺爱与含糊。

    那是我上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有段时间一度产生了厌学情绪。这天早饭后，我邀了两个要好的同学以给羊割草为名，到村前的河沿上玩了一上午，没去上学。中午回来吃饭时，母亲手攥一把柳树条儿堵在了门口。

    “做啥去了？”母亲脸色铁青。“割草去了！”回答得还很理直气壮。因为经验告诉我，那把柳条儿不过是演戏用的道具，母亲不会对我怎么样。

    “刷！”柳条儿刮风般抽来，我的胳膊上、脊背上即刻道道血痕，疼痛钻心。

    从小就娇生惯养的我，哪受过如此的委屈！不但不知狼狈逃窜，还挑衅般往前凑。

    “刷！刷！刷！”柳条儿雨点般落下，丝毫没有手软的意思。在场的三姐、四姐见势不妙，一边用身体挡住飞舞的柳条儿，一边拿出刚出锅的两个窝窝头哄我朝学校走去。当我刚刚走到院门口，就听到母亲撕心裂肺的哭声。我知道，那是打在我身上，疼在她心里！

    这顿皮肉教育效果很好。从此，我的学习成绩一路领先，从小学到初中，从初中到高中，始终保持在前三名，并且一直担任班干部。每当我把三好学生的奖状捧到家里时，母亲总是笑呵呵地从攒钱买盐的鸡蛋篓里，挑一个最鲜最大的鸡蛋煮上，然后亲眼看着我吃下。

    高中毕业的那年冬天，我要参军入伍了。这时，4个姐姐都已出嫁，剩下我这个老小、唯一的儿子又要远走高飞，母亲难过的心情是可想而知的。可母亲没有半点儿异样的表情，照样地洗衣、做饭、喂鸡、喂羊。定兵前几天的一个晚上，大队里召开应征入伍人员亲属座谈会，看看有没有舍不得自己的孩子参军走的情况。轮到母亲发言了，她说：“他爹死得早，都是公家把他养大的，叫他给公家出几年力去吧！”

    我没有辜负母亲的期望，到部队后，我从战士开始，一鼓作气干到团政委。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为我那含辛茹苦而又深明大义的母亲争口气。

    客观上讲，母亲是一个弱者。但她从不示弱，总是以强者的面目关心和同情每一个人。有要饭的要上门来，无论多少一定要给人家东西吃的，决不允许我们出言不逊，把人家赶走；遇上夫妻、兄弟、邻里之间有吵嘴打架什么的，她拼命也要把双方拉开；我们姐弟很小的时候，她总是无偿给邻居家无奶或少奶吃的孩子喂奶，待姐姐们生儿育女时，她仍要求姐姐们这样做。

    这里，很有必要提及一下小大娘。

    小大娘是我远门的一个地主大爷的小老婆。这并不是我的那个地主大爷多风流奢侈，是因为第一个老婆不生育，便又找了个小的延续香火。正是因为是小老婆，家庭和社会地位低下，小大娘的一生很是凄惨。年轻时不但受公婆丈夫的打骂，还常受大老婆的欺负，比别的劳动妇女多了一重压迫。年老又患了神经病，不犯病时跟正常人一样，一犯病就手舞足蹈，嘴里唱着自编的对现实不满、对领袖不敬的顺口溜。这在“文革”中是绝对不能容许的，为此，她经常遭批斗。怕受连累，其他邻居也不敢接纳她，唯一敢于接纳她的，就是我的母亲。

    正准备上初中，并且还想加入红卫兵的我，一次对母亲说：“娘，别让小大娘到咱家来了中不？同学们说我立场不坚定哩！”

    “你知道啥，”母亲勃然大怒，“一个苦老婆子，能看着人家去死！”

    品尝过柳条抽打是啥滋味的我，不敢吱声了。

    后来，小大娘因“反革命罪”被逮捕。对此，母亲很是不以为然，她不止一次公开或半公开地说小大娘冤枉，并说，小大娘才是真正的穷人，大户人家的闺女谁肯给人家做小老婆，只有穷得没法儿了才走这一步。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小大娘得以平反，历史证明了大字不识的母亲在这个问题上的正确。我想，这并非母亲有什么先见之明，只能证明一点，她对人的爱，是不分尊卑、贵贱、穷富、强弱的。

    母亲尽管走得快，走得急，但也不是毫无征兆。在病重之前的一个多星期里，母亲就感到身体不适。但我每次动员她去医院，她都坚决地予以拒绝，说庄稼人哪有那么娇贵的，以前有点病不都扛过来了吗。实际上，她是看春节之前是我工作最忙的时候，不愿让我分心。病重不得不去医院时，为时已晚。抢救中，妻子带着10岁的儿子赶到医院探望。见孙子来了，浑身插满输液管的母亲坚持着起身，就像看到小时候的我一样，“小（老家人长辈对晚辈男子的昵称），俺小来了，来，给俺小钱。”边说边抖着手从衣兜里掏出几张10元的票子，递到孙子的手里。那是我平时给她的零花钱，她一分也不舍得花，全攒起来并把小票换成大票，到年底作为给孙子的压岁钱。

    母亲走时很安详，如同睡熟了一样。愿您在九泉之下也一样安详从容，我的白发亲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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