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郑承镇相识，是在2000年。当时，我很偶然地听说了郑承镇的事迹:他曾因经济问题“二进宫”，出来后发誓痛改前非，以看大门和捡拾破烂为生，却收留救助了200多名流浪儿。

    经过深入的调查采访后，我将郑承镇的事迹写成通讯，刊发在了《齐鲁晚报》上。报道刊出后，就有多名热心市民给我打来电话询问郑承镇的家庭住址，并接着去看望了郑承镇和他救助的流浪儿，这让他很欣慰。

    从此以后，郑承镇也乐于给我提供各种新闻线索。每当他在街头找到离家出走的孩子，而孩子又不愿告诉他家庭住址时，他往往会给我打来电话，希望能通过我的报道来帮助流浪儿寻找家人。

    接触的时间长了，郑承镇也把我当成了他这个特殊家庭中的一员，经常向我说一些知心话，诉说他的烦恼和苦闷。其中，他的一句话深深地打动了我:“我收留孩子，不少人说我是‘精神病’，那是因为这些人没有碰上自家孩子跑了的事。假如他们的孩子也离家出走了，还不知急成什么样呢!如果这时候突然有人打来电话说收留了他们的孩子，他们还会说收留孩子的人是‘精神病’吗?”

    站在郑承镇的灵堂前，看着老郑的遗像，我想，好人都是能进入天堂的。或许，社会上还有不少人对老郑有误解，但对于他收留救助的400多个流浪儿的家庭来说，老郑是他们的大恩人，是个不折不扣的好人。

    老郑，一路走好。

    本报记者康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