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龚海

    少年弑父，除了情节的惊悚，还夹带着令人不安的道德禁忌。

    发生凶案的房间现在已经被粉刷一新，重新租了出去，它就是普普通通的一间屋子。从一开始，我就异常平静地去发掘事件的来龙去脉，直到采访结束，也没有一丝惊诧。我甚至越发疑惑，人性的堕落，似乎没有任何过渡可言，它就像钟摆，很自然地就从一端摆到了另一端。

    种下多少恶因才会生出恶果？这似乎无法计量，也无法厘清其中的因果。

    在姜昕弑父后，我们试图找出酿成极端行为的原因，但这些原因都不够清晰和令人信服。单亲家庭的环境、父亲的酗酒吵闹、网络暴力游戏的影响、内向的性格，旁观者把原因草草地归结于此，从中找出一种必然性，然后鞭挞其社会环境、家庭环境，以为如果避开了这些不利因素，这个少年就会有一个健康的人格。

    但人性其实要比这复杂微妙得多。这样一个环境，这样一个特殊家庭，姜昕生长在其中，和他父亲在同一个空间里有着紧密关联。发生的各种事情，或大或小，在他身上随时产生一些难以捉摸的影响，这在他自己也觉察不到，旁观者就更难以辨明。

    我们不能说没有暴力游戏，姜昕会怎样，也不能说生活在一个完整的家庭，姜昕又会怎样，或许情形确实要好一些，但其他负面因素可能又会影响他，这样的假设会没完没了。

    那我们就再设想每一个家庭，每一个家庭都有自己特殊的情况，如何保证自家孩子不产生极端行为呢？

    道德的滑落似乎就在转瞬之间，或者在平静的生活中就潜移默化了，而发生这样的事情甚至完全不需要极端的反社会人格。

    那些见过姜昕的邻居说，孩子挺可怜的，虽然做了忤逆不道的事情，但我们都希望轻判他，孩子还有大好的前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