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石念军

    自广州亚运倒计时一周年开始，暨南大学舆情研究中心多次围绕亚运开展民调，数据有好有坏。这些数据几乎全都通过当地媒体得以发布。

    “不仅如此，政府部门也委托我们开展相关民调。”传播学副教授、该中心执行主任朱磊坦言，广州媒体的开放程度超乎了自己的想象。

    齐鲁晚报：你怎么看待广州市取消公交免费惠民政策这一事件？

    朱磊：一项好的政策，一定要有充分的调研。只有充分的调研才能应对可能存在的问题和隐患，从而保障政策的良性运转。政府在这一事件中肯定有欠考虑的地方。在关于“亚运大礼包”的民调中，“公交免费30个工作日”的知晓率和期待利用率最高，分别为70.3%和66.9%。事后反观，从这一数据中其实是应该发现问题的———广州现有1000多万人口，66.9%的市民期待利用即意味着700万左右的潜在客流。遗憾的是，当时我疏忽了，没有及时思考下去为官方提供参考。

    齐鲁晚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民调也是调研的一部分。

    朱磊：民众才是政策的真正体验者。广泛听取民意，也就能更大限度地了解预期。进入亚运时间以来，我们希望通过大密度、高效率的民调，及时掌握民众对于亚运的动态感知。目前，针对亚运的民调几乎每天都在进行。

    齐鲁晚报：媒体对你们也很关注。

    朱磊：对于我们的民调报告，他们总会在第一时间予以关注并发布，这既是对民意的反映，也是一种引导。即便是一些看似“不太好看”的数据，他们也敢于发布。在座谈时，广州的媒体表示，越是反映政府问题的数据他们越关注，只要数据真实。

    齐鲁晚报：具体说一下“不好看的数据”。

    朱磊：比如“受访市民为单双号限行政策打分最高，平均为7.38分，但也有22.7%的受访市民给了5分以下的评价，这与市民对亚运期间交通状况的担忧不无关系”。这是我们在亚运开幕倒计时一个月时发布的民调。

    齐鲁晚报：在调查中是不是也曾遇到一些干扰？比如官方对一些数据提出质疑，或是行政干涉。

    朱磊：作为高校的舆情研究机构，我们的优势就在于相对独立。到目前为止，只是曾有熟悉的政界人士私下里半开玩笑地说“手下留情”，其实这不算干涉。相反，一些政府部门也委托我们开展民调。

    齐鲁晚报：只有真正了解民意，才能更好地疏通民意。

    朱磊：跟当地一些媒体交流时，他们就表达了这一观点。他们并非一味挑政府的毛病，只是希望用数据说话，为政府提一些建设性的意见。

    齐鲁晚报：在你看来，民意该如何疏导？

    朱磊：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给民意一个释放的渠道，形成有效的缓冲，这就好比一个城市的交通状况。眼下，各大城市车辆保有量猛增，如果不及时疏导、扩建停车场，就会导致拥堵。民意的疏导也需要这样的缓冲区。只有在形成缓冲的同时才能对舆论进行引导，前提仍是了解民意、掌握舆论，这也是为什么我们需要民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