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健雄

    一些官员发现，由于新媒体(网络、微博、手机短信等)的迅猛发展，他们现在往往突然间就陷于被“围观”的尴尬境地，由于事先根本没有心理准备，郁闷、恍惚甚至愤怒，不知道应当如何面对这种突如其来的局面。

    传统中国政治是在宫闱之后进行的，不但个人隐私受到保护，即便行政方式也是不透明的。其理论可以用孔子的一句话来概括：“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习惯了这种思维与运作方式的官员，一旦面对公众的审视、质疑与批评(包括理性与非理性的)，难免会感到手足无措，本能地采取传统的方式来应对，也是顺理成章的事儿，而制度设计也的确提供了许多方法，譬如事先堵、事后压，或者根本不予理睬。但在覆盖面越来越广、影响越来越大的新媒体面前，诸如此类的招数正趋于失灵。也因为中国政治本身在进步，一些由新媒体触发的事件，当事人往往不久便受到有关方面的追究，使其不再仅仅是新媒体中流传的“神话”，而落地成为需要承担责任的案件。

    这么一种态势，正迫使一些官员认真面对新媒体“围观”，有的采取比较正确的做法，譬如凤凰跳楼事件、浙江通缉记者事件后来都得到了纠正，当事人或被追究，或受批评。也有的采取聪明的做法，像“李刚门”当事父子俩到央视去露脸，坦承错误并表示悔意；“风水门”那个书记也就闷声不响了；更有人直接面对质疑，大胆说出自己的看法，这次亚运期间面对新华社发表杨明的文章批评金牌挂帅，中国亚运代表团副团长、江苏省体育局局长殷宝林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就对此提出一连串的反驳。由此引发的争论，我认为甚至能比此届亚运会本身对中国体育的长远发展产生更重要的影响与作用。

    但也有不少官员，仍无法直面新媒体。

    我在若干年前就说过这么一层意思，当今看某个社会的制度设计进步与否，标志之一就是看它对待新技术的态度，凡视种种新技术为洪水猛兽的，决不可能是领潮流之先者。

    其实，即使对待传统媒体的态度，也足以看出地方官员的施政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