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宝元(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国民教育体系的最大特色和特殊困境，简单地说，就是“学历拉动，全民应试”。

    在这种极端封闭的纵向一体化应试教育体系中，教育变成纯粹明晰性知识的灌输和传播，学习就是死记硬背地往脑子里输送“无用的信息”(恰当地说是“伪知识”)。

    人们忘记了学习的根本目的是为了高效的工作、经济的创造和幸福的生活，青少年乃至职业人士不知道为什么而学习以及究竟应该如何学习，往往是为应试而学习、为文凭而学习、为学历而学习、为升学和升职而学习，为老师、家长高兴和领导赏识或冠冕堂皇的政绩而学习。这样的“伪知识”、“假学习”何以创造实在的经济价值，又怎么创造国民财富和提升生活水平？

    中国国民教育的应试性，具有历史悠久、根深蒂固的文化传承性，其在当代演化和畸变，有着复杂的社会、政治、文化和经济背景。

    改革开放以来，虽然市场化的横向多元流动渠道逐渐疏通，但由于传统观念形态、思维定势和习惯势力的强大惯性阻滞，加上“再穷也不能穷孩子”、“要让孩子赢在起跑线上”、“要树立竞争意识”、“学而优则仕”等诸如此类似是而非、似善而恶、似先进实陈腐的混杂观念误导，当代中国民众越来越陷于一种狂躁的“集体非理性”状态而无法自拔。

    结果，在争先恐后的零和博弈中，家长们千辛万苦、不惜花血本想让孩子接受什么“优质教育”，到头来，没有考上大学的觉得“不公平”，付不起学费的“愤愤不平”，而考上大学的则一毕业即失业，也觉得心里极度“不平衡”；这样，社会上下一片怨声载道，每个社会成员似乎都从心理到行为陷于一种极度“不和谐”的紧张状态。

    “大一统”与“标准化”是中国应试教育的“孪生兄弟”，两个互为因果、相互加强，管理上的“大一统”必然导致技术上的标准化，反过来，技术上的标准化又直接强化了管理上“大一统”的保守性，二者相互激荡共同造就了中国应试教育的“文化悖论”。只要“大一统”考试体制不变，无论是古代的科举还是今天的高考，在技术上必然是“标准化”的，否则在经济上不可行；这种考试必然与大学自主、个性自由的现代教育精神相悖谬，因此在文化上一定是保守的。

    其结果必然是，千百万青年学生本应有“朝气蓬勃、锐意创新”的个性，被工业化的考试机器和标准化的考试技术所吞噬、所扼杀，进而带来整个社会民众心理发生畸形扭曲，最后在整个民族精神上彻底摧垮人力资源强国赖以建立的根基。

    因此，以制度创新为先导，大刀阔斧地彻底变革官本位、“大一统”应试教育制度，坚定不移地走社会化、多元化和终身学习型人力资源教育开发之路，是未来中国人力资源强国建设的必然选择。

    “学历拉动，全民应试”必须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