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宗坤

    我上小学的时候，恢复了高考，学文化考大学是那个时期最炙手可热的话题。一夜之间曾一度被视为最为反动的“知识”似乎成了救世的良药,脱离苦海的航标。

    当时，对于一个正上小学二年级的学生来说，最为直接的影响就是，回家后父母唠叨让学习的次数多了。在学校里，每次上课前老师分析政治形势的开场白变成了有针对性的说教；由过去的说国际国内形势一片大好不是小好变成了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我们也确实被老师的这种极有煽动性的教育方式所征服，在老师讲的时候激动得小脸通红攥紧小拳头，恨不得跑过去一下子把知识吞下去，但我们那时毕竟是十来岁的孩子，自制力太差，那种瞬间激动的感觉过去之后，顽皮的天性很快就使我们忘了那累人的学习，天马行空般的在少年的岁月里恣意地闯荡。

    上三年级，我们班就开始晚上上自习，那时我们村还没有用上电灯，晚上上自习的时候，我们就每人带一盏自制的小煤油灯，一般都是点着了来学校。后来就有了进步，学校给每个上自习的班配了汽灯（一种带纱罩充气的灯），教室里明亮了许多，但我们却越来越不安心起来。过去煤油灯的光亮有限，我们有时可以趁黑作乱，而现在整个教室像白天一样一览无余根本没有了我们的天地，于是我们就开始痛恨上晚自习。尤其是村里放露天电影的时候，老师仍然要求我们上自习，外面人声鼎沸笑语喧哗，让我们安静地坐在简陋的教室里学习枯燥的知识这绝对是不可能的。

    有一次我和小伙伴就设计了个阴谋逃避了晚上的自习。那天我们早就探听好了晚上村里要放露天电影，白天的时候就把村里小卖部里的纱罩都买走了，上自习的时候，我们就自告奋勇地给汽灯打气。我们这几个落后分子变得这样积极，老师当然高兴，就放手让我们打。我们故意装出很卖力的样子，打了一会儿趁老师扭头的时候，抬手一晃荡，纱罩掉下来了，待老师转过头来，汽灯已刺刺冒火花了。老师急得跺脚，我们假装害怕，忙安慰老师说，老师您别急，小卖部里可能还有纱罩。小卖部里当然没有了纱罩，自习自然是上不成了，我们的阴谋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阴谋第二天就败露了，老师不仅严厉地批评了我们，还通知了家长，家长就用最直接最简单的方法教育我们，结果自然是我们的屁股肿得连板凳也没法坐了。

    此后不久的一个晚上，老师可能有事脱不开身，下午放学的时候就宣布晚上不上自习了。我回家吃了饭正准备出去找小伙伴玩，却被父亲叫住了，问我，晚上为什么不上晚自习了，我说，可能是我们老师有事儿，父亲不相信说什么也要带我到学校看看。来到学校，看到其他班级都亮着灯，唯有我们班黑乎乎的，父亲更疑惑了，就厉声地问我上不成晚自习是不是和上次一样是我捣的乱，我说不是，父亲说我撒谎，抓住我的手又要打我。我当时委屈极了，眼睛里蓄满了泪水，黑暗中父亲看不到我流泪，但我滴在他手背上的泪滴使他感觉到了什么，父亲把手松开了。

    作为农民的父亲对这件事没有再提起，也许他很快就忘了。但我却始终记得，在我的印象中，那一次的流泪是我整个调皮的少年时代，唯一的不是因为皮肉之苦而是因为一种叫心灵的东西而流泪，第一次尝试了心里难受也是可以流泪的。现在想来那天晚上的眼泪一定格外的纯净，因为那一次，我真的没有撒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