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70多岁的老人在我面前流下了眼泪，这老人还是位外国人，是个印度人，他让我感受到有种感情是不分国界的，有种思念是超越时间和空间的。

    那是我在印度的加尔各答采访的一位退休老人，他叫比西·班纳吉。他的家不大，大概超不过50平方米，没有什么装修，地面还是水泥的。不过，班纳吉先生是个具有某种特殊色彩的人物，据说他曾参加过上世纪60年代初的中印边境问题谈判，但此后一直没有得到重用，也没有机会再到中国。

    最使我感兴趣的是，他曾是新中国成立后北京大学第一批印度留学生。我跟他见面时，他仍然能说一口流利的中文，虽然发音有些含混，但跟我用普通话交流几乎没有太大问题。他也是我在印度旅行中遇到的少有的能用中文跟我交谈的印度人。

    他翻出好些老照片给我看，那是他在北京的珍贵记忆，他还记得照片上的每一处背景。照片中有他与同学的合影，也有他单独在北京的留影，其中一张是他戴着棉帽站在冰面上快乐地笑着。我猜想他曾无数次拿出这些照片，细细回味北京的留学生活。他告诉我，他在北京大学学习了5年，当时他的同学大都是外国人，中国人很少，他们中有前苏联、缅甸以及东欧的学生。直到1960年他才回到印度，本来在外交部工作，但几年后失去职位。  、

    但班纳吉先生一如既往地热爱中国和汉语，退休后他参加了亚洲学会的工作，一直研究汉学，编写了一本有关汉语图书编目的书籍。我采访他时，他刚刚编完另一本有关汉学的书籍，还没出版。这些年来，他就中印友好关系发展问题写了很多文章，有空也教印度学生学习汉语。他说：“现在印度能讲汉语的人不多，如今两国之间的贸易关系一天比一天增多，这方面的人才也很缺乏，我还可以做点相应的工作。”

    当回忆在中国学习的经历时，班纳吉先生常常流露出对中国的深深留恋。他抚摸着那些珍贵的有些发黄的照片，动情地对我说：“我跟泰戈尔一样，对中国都有非常深厚的感情。我很长时间没去中国了，很希望再去中国，看看中国现在变化有多大。我最希望中印两个大国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好，两国人民能长期友好下去。”

    我问班纳吉先生，要是真的能面对当年的中国老师和同学，他会说些什么时，老人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情不自禁地流下了眼泪，说着说着几乎泣不成声。他清晰地用汉语说：“我想回到我的母校，看看那里的老师……我希望他们还能记得我。”

    那一刻，我的心也颤抖了一下，不知道用什么话安慰这位老人。他任由那些伤感的眼泪流下来，没有去擦拭它，让它在沧桑的脸上留下斑斑痕迹。

    等我临走时，班纳吉先生又用熟练的中文在纸上写下一段感人的话交给我。那上面写的是：“我很希望再到中国去参观我的北京大学，去看现在的改变怎样，但是我不知道有没有机会再到中国去。如果我能去，我一定很高兴。我很想我将来能去。”

    那些字有点像孩子写的，忽大忽小，有些字的架构很松散，但我不难从这些字中读出一个印度老人积淀多年的感情和梦想。

    直到今天，我不知道班纳吉先生是否有足够的积蓄到中国旅行一次，也不知道他是否实现了回北京母校看看的心愿。但对我而言，每当我听别人说起印度，或者看到各种各样的印度生活图片，我的眼前就会浮现出班纳吉先生沧桑的脸和动情的眼泪。

    那眼泪流在他脸上，却湿润了我的记忆，也湿润了我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