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冬曾有武隆一游。武隆属重庆郊县，飞机在机场落地，一出接机口，县文联的老刘说，蒋子龙先生也来了。我顺口说，我们的班长啊。老刘问：过去一个部队的？我说，不是一个部队的，确实是班长。

    老刘似乎有点疑惑。上了车，我才从容解说。

    改革开放之初，文学之火爆，说是热火朝天，说是如醉如痴，一点都不为过。子龙是当年最火的一位作家，不愧叫了“子龙”这么个名字，真有当年长坂坡上他的河北同乡、常山赵子龙的风采。其时我还在中学教书，业余写点小说之类的东西，于文坛来说，只能算个不起眼的小角色。然而，一个偶然的事件，竟让我与后来许多成了文坛大佬的人士有了关联。

    这便是，1980年春天，中国作家协会意在恢复久已停办了的“中央文学讲习所”（丁玲任所长），全国遴选三十名学员，于北京东直门外一个叫左家庄的地方，借用朝阳区委党校的房舍，办起了一个名为“文学讲习所”的培训机构，且延续“中央文学讲习所”的序列，名为第五期。其时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刚发表，且获得首届全国短篇小说奖，理所当然地成了这个班的班长。我呢，竟也因缘际会，忝列末座，成了这个培训班的一员。

    子龙也是到了机场，才知道我也来了的。一样的惊喜，却要洒脱许多，劈头便是：“你小子也来了呀！”那天津味的普通话，叫人听了很是受用。此后两天，走在一起，总会絮叨些陈年往事。

    一次说起一位逝世多年的作协负责同志，是从天津调去的。子龙说，本来是要调他的，他不去，才调了这位先生。说到这儿，子龙说：石山，你还记得吗？文讲所后期，中国作协有意调我回北京，有次饭后散步，说起这事，你问是真的让你管事，还是调来做做样子？管事就来，做样子千万别来，眼下写作比什么都要紧。多亏没有来，来了怕就成了此公了。水太深了，不是谁都能趟得动的。

    我说，我说过这样的话吗，记不得了。还是你有主见，换了别人，哪有不动心的。

    只看面相，子龙属于那种冷面人，遇事不动声色，时不时还会乜斜你一眼。但我知道，他是个热心人。如在文讲所，所方刚委任他为班长，他说，这个地方要嘛班长呀，都是人精，谁能管得了谁。话是这么说，遇上这个跟那个起点小纠纷，子龙多半会在散步或聊天时说句：过几天想见都见不上了，值得闹意见吗？叫他这么一说，当事者多半会憬然而悟，和好如初。

    这次在武隆，子龙也显示了这种品格。这样的笔会，常是谁的名气大，谁的苦累也就多些。到了哪儿，得走在前面，遇到讲话的场合，有话没话都要说几句，还要热情而得体。主办方私下里问我，这样做，子龙先生烦不烦？我说，放心吧，他是个热心肠，再烦也不会凉了场的。

    也不是说，多年不见，子龙就变得油滑了。不会的，跟过去一样，该说的话还是要说。参观“天生三桥”时，青龙桥旁的石壁上，有条新刻上去的龙，子龙见了，大为鄙夷，说这是嘛呀，龙应当是见首不见尾，张牙舞爪，气势逼人，这叫嘛龙呀，趴在那儿跟条死蛇差不了多少，太煞风景了。老刘一边笑着解释当年是怎么回事，一边叹息：就是做旧，也改不过来了。

    对我这个老下属，也是一样的。有次座谈，主人要我们就文化建设提些意见。听介绍，知道这儿唐代属夜郎，唐朝大臣长孙无忌曾流放此地，且留下衣冠冢，我说，该打出“古代流放地”的牌子，以招揽游客。且臆想说，李白曾流放夜郎，说不定到过此地呢（回来查过，李白流放夜郎，到巫山即遇赦而返），光有自然景观，没有人文历史，终显得单薄了些。接下来轮着子龙发言，说什么叫文化，他查过一本书，有一百多个定义。地理、民俗，都是文化，不必生拉硬扯地弄个李白呀白居易的，来过没来过，都增加不了这儿的文化含量。没点我的名，一听就是奚落我的。

    我听了却只有喜欢，不是几十年的老朋友，这样的场合，你想让人家说你两句，谁会犯这个傻呀。

    山水游乐之外，能与几十年的老朋友相伴游走，互诉衷肠，实在是人生一大乐事。分手的时候，互道保重，不胜依依，毕竟我们都是六十多岁的人了，不是什么时候都能这样异地相逢的。

    □韩石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