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蔡晓辉 顺义法院最新公布的调研数据显示，今年1至10月，新生代农民工犯罪占全部刑案被告人总数的39%，较去年同期增加60.7%。这个数字也印证了北京市多家法院的信息:新生代农民工犯罪率正呈上升趋势。(《北京晨报》12月23日) 新生代农民工的如此猛增的犯罪率，在城市化速度加快的当下不可谓不是一个醒目的社会问题。同比增加60.7%，这个数字，其惊心程度像一个红色的感叹号。但仔细分析其成因，我对法院方面给出的主因之一“不甘贫困，不愿吃苦”，更感吃惊和遗憾。 法院方面的分析，自然是基于大量的犯罪事实。新生代农民工“不甘贫困，不愿吃苦”的评价，在当下更是具有很大的代表性。但我们需要警惕的是，给新生代农民工犯罪率激增做出这样的成因分析，不免暗含的一个潜台词是:农民工，无论是新生代农民工还是他们父兄辈的农民工，都应该是吃苦耐劳、默默劳作的一群，这是他们于城市而言的价值所在。而新生代农民工集体表现出来的“不甘贫困，不愿吃苦”的特征，以这种思维看来，无异于一个群体的品质滑坡。 说新生代农民工“不甘贫困，不愿吃苦”，本质上仍旧是一种歧视。难道要新生代农民工继续他们父兄辈的城市经历吗:将青春和健康奉献给工厂里的流水线、城市里的建筑工地，而将被透支的身体和时常拖欠的微薄工资带回农村。如此父子循环，城市需要的就是这样甘于贫困、肯于吃苦的“农二代”吗? 这是一个危险而贪婪的思维。攫取上一代农民工的廉价劳动力，是城市迅速发展的途径之一。城市化的下一轮发展，如果试图延续这样的惯性，势必压制新生代农民工对平等权益和向上奋斗的正当诉求，换来的将是愈发上升的新生代农民工犯罪率。 新生代农民工与父兄辈的生长环境不同，对城市的期待显然更高。新生代农民工的受教育程度更高，期望值也更高:身体健康不因工作而受到损害、个人能在工作中得到发展、收入待遇能得到提高、能够过体面的生活。社保、求学、权利，那些属于一个城市市民的待遇，那些城市曾经薄待其父兄之处，都是他们作为一个平等的公民所期待实现的权益。 新生代农民工这样的要求有错吗?为什么社会总用吃苦、甘贫来要求农民工?换个角度看，新生代农民工“不愿吃苦”，何尝不是他们对平等劳动权益保障的诉求?说新生代农民工“不甘贫困”，但为什么要甘于贫困?城市的生机在于流动和创造，拥有向上的机遇符合每一个农民工和每一座城市的自身发展利益。 新生代农民工的挫败也正在这里。他们作为一个公民的合理诉求，在城市里常常碰壁。二等公民成为一个坚硬的现实。父兄辈的不公遭遇，在他们那里并未得到本质的改变。而期待越高，不公感就越强烈，心理也就越脆弱。这恐怕才是新生代农民工犯罪率猛增的主因之一，而不是那个充满歧视的“不甘贫困，不愿吃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