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张亚男

    洋节，中国化洋节，中国化洋节的衍生产品。

    这是圣诞节带给我们的三个关键词。

    崇洋媚外，传统没落，自由与认可。

    这可能是关于圣诞节口水战中我们所能听到的最多的词汇。

    谁也说不清12月25日这一天，是从何时起开始对中国人有了意义，但等到人们发现它已经变成一种理所当然的存在、并有成长壮大之势时，恐慌、打量和思考的情绪都来了。

    圣诞节，怎样的傲慢与偏见

    等国人惊觉猛醒的时候才发现，这个洋人过的“大年”已经堂而皇之地走进了橱窗柜台、走进了文字音乐、甚至走进了我们的头脑和生活习惯。

    1980年底，香港兰桂坊的老板盛智文到杭州，当年的圣诞节，他所入住的涉外宾馆专门为宾客们举行了一场小范围“圣诞晚会”。盛智文当时敏锐地感觉到了，开放的背景下，中国文化轻微的脉动。

    他感慨地说：“中国真的开放了。”2006年的圣诞节，显然是过得比较热闹的。那一年圣诞节最大的噱头恐怕就是“博士联名大战洋节”。一篇名为《走出文化集体无意识，挺立中国文化主体性——我们对“圣诞节”问题的看法》的倡议书里，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政法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南开大学、中山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和中国科学院等名校或科研单位的十位哲学或教育学博士的名字挂在文末，日期落款还采用了中国传统的天干地支纪年法——“丙戌年己亥月辛巳日”(2006年12月18日)。

    一时间，就仿佛西洋文化真的“雨急风狂”，而中国传统似乎也真的在风雨飘摇。

    2010年12月21日，也就是今年圣诞节前夕，常有“惊人之语”的80后作家张一一在其博文上抛出一枚炸弹，要“强烈呼吁把‘圣诞节’赶出中国”。张作家因此被网友封为“作家中的给力哥”，然而跟帖的评论中却不乏两个英文大写字母——“S”和“B”。

    似乎是一个缓慢的、溶解般的过程，说不清从哪一年开始，圣诞节开始慢慢进入我们的生活。

    等国人惊觉猛醒的时候才发现，这个洋人过的“大年”已经堂而皇之地走进了橱窗柜台、走进了文字音乐、甚至走进了我们的头脑和生活习惯。

    于是有人欢喜有人忧，几家欢乐几家愁。因为和“崇洋媚外”这个宏大的话语帽子连在一起，关于“洋节”的争论就从来没有停止过。

    但是当人们的思想变得和他们的生活一样丰富时，这场口水仗好像就不再是一边倒的局面了。

    不是狼来了，是狼来腻歪了

    好像人们又不是在“真过节”。“很多人就是图一个乐，好像谁也没有真的当真。”

    争论声此起彼伏，但人们好像早已经变得沉着又淡定，在口沫横飞中岿然不动。不管是网上还是电视上，口水仗时时有，听完了这出，拍屁股走人——该过的节还是会随大流地热闹一把，哪怕就是一场赶集般的“打酱油”。

    苗苗25岁，省城某名校社会学系毕业，事业单位科员。她说，每年的圣诞节，既是过了，也是没过。“你根本说不清什么叫做过圣诞，饭局多了、开销大了、娱乐多了，有恋人的人会多了些在一起花钱的理由。”

    在她记忆中每年大学的圣诞节都会显得比过年热闹，她会约上朋友、或者被朋友约上，一起去下馆子吃顿好的、去KTV唱个通宵，奢侈一点的说不定还会找个酒吧体验一把。“普天同庆”——她这样形容。

    好像人们又不是在“真过节”。“很多人就是图一个乐，好像谁也没有真的当真。”

    从11月下旬开始，各商家已经开始动手准备。在这个小城所能找到的各个购物广场里，高高的圣诞树金碧辉煌，泡沫和工业棉堆成的雪地上，再现穿红衣服的老头儿坐着驯鹿拉车，从北极圈爬进每家烟囱的场景……人们一边感叹“这商场真有钱”，一边在巨大的圣诞树旁做国人最喜欢做的事情——合影留念。

    12月23日，东风街上一家大型商场的门口，早已搭起了圣诞主题的门廊——只不过，绿色的槲寄生上显示着某珠宝品牌的LOGO，和该品牌代言明星的大幅照片。

    此时，就连最蹩脚的店铺里，都会摆上一棵小小的、绿塑料做成的圣诞树，上面挂满了七彩灯。圣诞节对他们来说，意味简单——利润和商机。

    狂欢是一群人的孤单。圣诞给越来越“好热闹”的现代人打了一针强心针，商家从这强心针里获得利好。

    精神的欢娱、情感的关怀、以及全民的价值创造，这些都并行不悖。

    各取所需，所以没什么好争辩的。

    就连“专家们”，现在似乎也已经开始慢慢地接受现实、珍惜口水，懒得去做什么争辩了。

    从上世纪80年代进入中国，圣诞是个“西洋镜”，这么多年过去，圣诞节依然还是西洋镜。人们可能从没看清楚过，也懒得看清楚了。

    这回，不是狼来了，而是狼来腻歪了。

    被“围观”的圣诞背后

    咱们不是让洋节给西化了，而是把洋节给中国化了。

    中国式的圣诞节，就好像一场围观。1897年，纽约有个名叫弗吉妮亚的小姑娘，给纽约太阳报社寄去一封信，信中简单地问了一个问题：“亲爱的记者先生，您能告诉我，在这个世界上真有圣诞老人吗？”

    不知道，中国的小姑娘们有没有问过这个问题。

    中国的年轻人不光爱圣诞，对别的洋节也是照过不误，尤其以情人节为最。

    可是过了洋节，我们想要的又是什么？

    一份礼物、一束鲜花、一张贺卡、一场狂欢，这好像都不是我们想要的。或者说，我们想要的不仅仅如此。

    参与，正说明自己没有被遗忘；“反传统”的另一个解释，似乎就是“现代”和“先进”。

    或许还是局外人看得更清楚。

    汤姆·道克特罗夫在美国《赫芬顿邮报》上撰文：“对于中国人来说，圣诞节不是‘西方的’。相反，它是‘国际的’和‘现代的’节日，带有一点点身份地位的气息，中国人接受圣诞节并不意味着‘西化’……在这个个人身份与需要外在事物进行证明密切相关的文化背景下，它是身份地位的一种表达。”

    他解释说，西方的节日，尤其是圣诞节和情人节，在儒教背景下是增强个人身份认同感的一个有用工具。

    在西洋人的圣诞童话里，圣诞老人是为每个孩子做“年终总结”的鉴定人。他会视一年的表现，满足孩子们年终岁末最最梦寐以求的愿望。听话的孩子会得到美好的回馈，不乖的孩子可能会得到一块毫无用处的煤球……

    所以对小姑娘弗吉尼亚来说，圣诞老人有没有的问题，才显得至关重要。

    可，国人的狂欢貌似还只是停留在到商场血拼上，至于“圣诞老人有没有”这种西洋人的问题，似乎问不来，也不会问。所以啊，咱们不是让洋节给西化了，而是把洋节给中国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