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晓

    刚进腊月，打工的堂叔从温州坐火车回来了。他披着一件发黄的军大衣，扛着一个鼓鼓的编织袋，编织袋里是他的全部衣物盘缠。快满60岁的堂叔，稀疏的头发像发黄的稻草。堂叔说，侄儿啊，我最终还是要回来的，我的家在山梁上呐。 我陪同堂叔回家，一个正在做作业的山里孩子，惊惊慌慌地跑来问我叔：“我爸爸能回家吗？”孩子的爸也在温州打工。堂叔塞给孩子50元钱，咕哝了一声：你爸啊，只知道挣钱。堂叔在山梁上的一个土堆前一头跪下，磕了几个头。我问堂叔：“叔，我爷爷的爷爷，你知道叫什么名字吗？”堂叔顿时哑了，没想到我会突然问这样一个问题。堂叔说，这个问题我也确实不晓得，不过，我们都是老祖宗的后人，一定不要忘了祖宗。 堂叔不知道，一到腊月，我就喜欢在床上琢磨这个问题，常常失眠。我们这个家族，没有家谱，祖上在哪些朝代做了官、发了财、中了秀才，这些疑问完全跟在太平洋里找一根针一样。有一次，我梦见我的一个祖宗，他拄着拐杖，像仙人一样来到我梦里说，我是你高祖的高祖。梦醒后，我冲出了屋，伸出手到处抓。除了空气，我什么也没抓住。我明白了，人生，其实是一代人对一代人的目送。 我有理想吗？我这样问自己。有一位俄罗斯诗人叫巴尔特蒙，他在一首诗里说：我来到这个世界，是来看太阳和连绵的群山；我来到这个世界，是来看大海和鲜花盛开的峡谷。他的这个理想，我也实现了。我已经觉得很好，但又常常觉得非常空虚。比如我写作，为了自己，为了责任，其实是帮自己找到一个更有存在价值的理由，像萤火虫一样发出自己的微光。我明白了，从此不要奢谈理想，只是为自己找到一个更好的存在的理由。 我的朋友周二毛开着一家汤锅店，他在腊月里开始盘点这一年的收入。周二毛告诉我，算了算，差不多20万吧，过日子应该是没问题。我前不久去他店里吃野鸡肉，周二毛在我带去的一张报纸上看见，说中国的千万富翁有30多万个，他拍了拍大腿叫嚷了起来：“妈呀，我什么时候才是那30多万个之一呀！” 一个做局长的官员朋友，在进入腊月后请我喝了一次酒。他告诉我，有时候心特别累，常常身不由己，卷入漩涡不能自拔。局长说，等明年，他决定退下来，习书法，去乡下种菜。 一个经商的表哥，身家上亿了。他约我去喝茶，羡慕地对我说，还是你好，写文章、周游各国。表哥告诉我，许多人觉得他们这种人光鲜，可其实也有那么多背后的挣扎、焦灼和落发。 前两天，我去医院看望一位患了绝症的朋友。我想起前不久看电影《非诚勿扰2》，一个患了绝症的人在身前便举行了人生告别会，然后在朋友的护送下跳进了大海。我本想把这个情节告诉朋友，没想到，骨瘦如骷髅的朋友一把抓住我的手，目光里流露出求生的欲望。他的手还发烫，但我心里明白，不久就会变得冰凉。在医院走廊，我忍不住靠在墙壁上落泪了，鼓励有时软弱的自己：好好活。 腊月里，我在城市的母亲，又踮起小脚，把腌了的肉挂在阳台架子上风干。母亲坚持这个行为，在她出嫁以后的每个腊月，从山里老屋房梁一直挂到了城市的阳台。这么多年，母亲一直在等我，等我在腊月里回家，吃她亲手腌制的腊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