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某爱国团体代表数十人拥入郭泰祺住宅，这些人一开始还好，只是文斗，指着鼻子骂骂人，后来不行了，情绪激动起来，有人要武斗，于是桌上有什么就都朝郭泰祺劈头盖脸地砸将过去，郭泰祺被打得头破血流，当即送往医院救治。

    我不知道郭次长此时是个什么心情。我想他一定在感慨，在中国，外交这一行当实在是个高风险的职业啊。没错。如果要让我去的话，我一定会买上一份大额的人身安全保险，然后戴个安全帽，再浑身穿上重甲。

    郭泰祺挨了打，但他的反应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他要求首先释放被带至警局的伤人者，并表示他们虽然行为过激，但所作所为均系出于爱国热忱，他能理解。第二天，郭泰祺的伤还没好，局子里的这些人就被放了出来。

    这下可好，等到《淞沪停战协定》正式签定时，双方的首席谈判代表一个也无法到场。一边被炸断了腿(植田和重光葵)，一边(郭泰祺)至少破了相，就算能强撑着过来也有碍国体。

    不过协定总算是签了。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5月16日至31日，日本“上海派遣军”第11师团(善通寺师团)、第9师团(金泽师团)、海军第3舰队(一部)逐次离开上海回国。

    细心的读者会发现，这中间没有那个兴冲冲而来却一仗未打的第14师团(宇都宫师团)。他们赖在上海了？没有。早走了。去哪儿？充当救火队员，到哈尔滨去对付北满抗日部队了。

    日本内阁无论是对东北还是伪满的态度，都倾向于“保守”，犬养和芳泽这对“父子”在外交上也一直是扭扭捏捏，不敢也不好意思把事情做得太绝。

    但是日本此间发生的“五·一五事件”完全改变了这一轨迹。在这次事件中，犬养毅成为继前首相滨口之后，又一个倒于血泊之中的一国之相。与滨口不同，这次跳出来杀人的，不是普通愤青，而是货真价实的军人，不是一个，而是一群。

    此事最早发端于一个叫井上日召的人。其实他是一个和尚，信的教我们也不应该陌生：日莲宗。井上日召代表了日本由来已久的一种思潮，那就是“下反上”。这东西跟“下克上”虽然只有一字之差，实质却大不一样。

    这么说吧，“下克上”就是不听领导的，我行我素；而“下反上”却是看领导不顺眼，自己要当领导，即所谓“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你可能会觉得奇怪，佛家不是讲求清静无为的吗，怎么这秃驴如此功利？

    日本产的日莲宗却不一样，这个教派的终极理想是来一场大战争，把其他教都一股脑毁掉，而它独存于世。要论狂，日莲宗跟昭和军阀都有的一比，事实上也一向很受后者青睐。那个在满洲闹出大动静的石原莞尔就是信日莲宗的，算是个俗家弟子吧。

    按照井上日召的想法，现在当官的都是一帮废物，属于典型的占着茅坑不拉屎，这些人不淘汰，真是没天理了。

    不过一开始，井上还确实有点像我们中国和尚，他主张的其实是非暴力的“无抵抗”，也就是俗称的你打我左脸，我伸右脸给你打，反正就是不还手。

    井上和尚的如意算盘是农村包围城市，在乡下讲经说法，先把处于贫困中的农民给忽悠进来，等发展到一定规模后，就把大家伙组织起来，占领东京，通过“无抵抗”方式把政党议会的那些家伙全都赶下台。

    要做到这一点，当然很难，人家官当得好好的，凭什么要让位给你。估计这光头也因此受了一点挫折，颇为懊恼。此时，他正好碰到了以藤井齐中尉为首的几个海军军官，后者是“国家改造运动”的信奉者。

    “国家改造运动”这个东东最初是在陆军的樱会里流行的，永田铁山、桥本欣五郎等参谋本部“名人”都是里面的发烧友。但后来随着伦敦海军裁军条约的生效，海军的发展规模受到很大限制，在海军基层官兵中也开始充斥着一种对“上面”的不满情绪，于是“国家改造”的思潮便自然而然地找到了新市场，从“陆地”跑到“海洋”上去生根发芽了。

    一个要改造国家，一个要赶跑领导，说法不一样，其实都是想抢别人的乌纱帽戴，所以双方很谈得来。井上把自己的“苦闷”一说，那几个军官就乐了，敢情这年头谁不知道当官好，你不来点棘手的，人家肯自觉自愿地下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