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片 本报记者 李文鹏

    （上接B01版）

    老二顶罪老三“捞人”

    2009年1月1日中午，受雇于时军锋的司机时向阳，开着“军牌车”上了郑石高速不久便被查扣。此后，时向阳被警方扣押接受调查。“当时向阳家里人天天到时家去闹，让老三(时军锋)想办法捞人。”一位知情村民回忆说，后来时军锋多方找关系，最终把时向阳“捞”了出来，“听说老三花钱不少，这种事花少了也办不了。”

    此后，时军锋又找到了“李金良”等人，拿着相关证明到河南省治超办、平顶山市公安局要还被扣车辆，但均未如愿。在时军锋的“军牌车”被河南省武警总队认定为“冒用”后，中原高速平顶山分公司报案，警方开始介入调查。

    在进行了种种尝试后，时军锋仍没有要回被扣车辆，这也让他隐约感觉到了事情的棘手。时家商定，一旦出现意外将由老二时建锋顶罪，时军锋则在外面想办法“捞人”。

    “老二进去，老三还可以在外面想办法，老三如果进去了，可能就真完了。”时银锋说，毕竟老二时建锋独身一人，无牵无挂。

    “在建锋眼里，他三弟就是个神，没有他办不了的事。”时建锋的“发小”时文举叹着气说，这也是时建锋当时心甘情愿顶罪的原因，“他肯定没想到老三也帮不了他了，更没想到会判得这么重。”

    时建锋被逮捕后，警方和法院的人经常会打电话到时文举家，通过时文举再找到时家人。在时建锋一审宣判的当天，也是时文举用车拉着时家人去的平顶山。时军锋有多个手机号码，时文举传话到他们家中，家里人也经常联系不到时军锋。

    在时文举看来，时建锋之所以能为其弟顶罪，与他的性格直接相关。颇能吃苦受累的时建锋其实赚钱不少，由于顾家，他的钱大都补贴家用和帮了两个弟兄，而自己却没攒下多少钱。

    时家人当初觉得由时建锋顶罪，即便是判刑，也不会超过十年。而后再由时军锋花钱找关系“捞人”，时建锋一定能尽快出来。“如果只是判个十年八年的，我们也就认了。”时银锋承认，法院最终的判决结果，让时家人大感意外。

    在平顶山市中级法院一审中，时建锋被认定骗取通行费用368万元，构成诈骗罪，被判处无期徒刑，并处罚金200万元。此案一经透露，便成了社会舆论的焦点，对于案件判决的质疑接连不断，媒体关注持续升温。在媒体记者的接连采访中，本来已决定顶罪的时建锋态度发生变化，承认自己“为弟弟顶罪”，让案件出现转折。

    “我猜测，面对这么重的判决，又接二连三有记者去采访，老二心理上可能承受不住了。”时银锋说，“不过我还是特别佩服老二，他对自己弟兄的情谊没说的，要不他也不会去顶罪。后来，我也劝老三，为了他二哥，他也应该去投案自首，否则对老二太不公平了。”

    自首前保存录音证据

    在时建锋被警方逮捕后，时军锋也确实在想办法“捞人”。时银锋说，时军锋为了找人托关系，一共送出去90多万，最终也没能办成事。时家人觉得，他们为“捞人”花的这些钱，大多是被人骗了，也有的人收了钱却没办事。

    对于时军锋花巨款“捞人”的说法，村里人也有着自己的理解。一位对时家颇为了解的村民说，时军锋确实一直在找人托关系，也不知道已经花了多少钱，但目的并非仅仅是为了“捞人”，“捞车”也是目的之一。

    为了要回被查扣的“军牌车”和“捞出”时建锋，时军锋曾通过多种关系花钱托人。直到他送出去90多万，却仍然看不到事情扭转的希望，而这时讨债者却接连而至，时军锋只能躲了起来。

    在时建锋供认顶罪的事实之后，经过深思熟虑，时军锋决定投案自首。

    但时军锋并未在第一时间就急于自首，而是选择在两天之后进行。时银锋说，时军锋之所以没有急于投案，是为了能更好地搜集保存证据，“他把与一些人的电话给录音了，这样做是为了防备他们到时候不认账，和我三弟到底认识不认识、有没有关系，有这些证据就能证明了。”

    时军锋的前妻也说，时军锋把和别人的通话录音交给她保管，这些都是关键的证据。

    1月15日晚，在时银锋、媒体记者、律师及其前妻的陪同下，时军锋从郑州赶回老家禹州市无梁镇派出所自首。1月18日，一审中的证人时留申、王明伟因涉嫌作伪证，被鲁山县公安局拘留。

    “二弟还没出来，三弟又投案自首了，哥仨进去俩了。”时银锋说，现在他成了家里唯一的“跑腿人”，可他现在对案子的进展却比以前更加乐观了，因为在媒体的关注下，“省高院已经开始过问这个案子了，检察院也承认了失误，下一步谁再乱来可要好好掂量掂量了”。

    案子的进展，让时家兄弟也感到意外。原本以为可以“摆平”的事情，却越闹越大，以致事态彻底失控；已经感觉无望的判决，却在舆论的压力下进入了再审程序；紧接着，平顶山市检察院确认在侦查和审查阶段存在诸多失误，并提前介入案件，对公安侦查工作进行引导。

    看到了希望的时银锋，对媒体的采访尽可能地配合，对律师的交代更是格外在意。时银锋承认，如果不是媒体的介入，他二弟时建锋的无期徒刑恐难再改。时银锋复印了一摞材料放在家中，以供随时到访的记者索取，对前来采访的记者，更是不厌其烦地回答着诸多类似的问题。

    时银锋对记者问题的回答，也明显带有选择性。一旦涉及时军锋“军牌”的来龙去脉、运沙经营的具体收益、时军锋的个人经历等在时银锋看来对其三弟“不利”的话题，他的回答总是相同的一句话“不知道”。而对于时建锋的“无辜”、时军锋不惜举债“捞人”以及时家的贫困等，时银锋则愿意不厌其烦地提及。

    关键人物“李金良”

    时银锋说，案子要真的实现突破，李金良必须到案，也只有这样，时军锋才能说明白办理“军牌”的过程。本案中的关键人物“李金良”，不仅出现在时军锋出具的合同中，而且郑尧高速下汤收费站副站长李占锋也证实确有此人。“我三弟早有准备，已经用手机拍下了李金良的照片，我就不信找不到他。”

    村里人也都知道，曾有自称是武警的几个人，堵在时家的门口大闹，让时军锋还清欠他们的钱。当时手中没钱可给的时军锋躲了起来，这些人就威胁要把时军锋的母亲带走。时军锋的前妻证实，当时带人到时家闹事的，是自称武警干部的“张新田”。“肯定有这么个人，他是湖北省公安县人，我见过。”

    时军锋在投案自首前，已经做好了安排。时银锋说，他三弟自首前主要是在“录音取证”，把与一些“关键人物”的通话进行了录音，并进行了备份。时军锋带着一份录音材料投案自首，在家中还留有备份。决定自首前，时军锋与律师交流了一个多小时，对将来的风险也做了足够的评估。

    1月18日下午，时银锋匆匆赶去郑州，与时军锋的辩护律师常伯阳见面。

    在刑法修正案七中，第12条明确规定：“伪造、盗窃、买卖或者非法提供、使用武装部队车辆号牌等专用标志，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正因如此，时军锋的辩护律师常伯阳才打算在接下来的案件审理中，以此为根据进行辩护。“依照刑法的现有规定，时军锋应该属于非法使用军牌，而不是诈骗。”1月18日，常伯阳律师对记者说。

    在离开郑州之前，时银锋把时军锋投案前留下的衣物一起带回了老家，其中有一个鼓鼓的黑色小皮包，里面装满了各种相关资料。一路上，时银锋一直紧紧抱着这个小皮包和弟弟时军锋留下的衣服。

    “我们并不是说时军锋没有罪，而是说他该担什么罪就担什么罪，不能把别人的罪也加在他身上，让他一个人都背了，这样的话就不公平了，我们不答应。”时银锋扭头看着窗外说，“我们有证据，不怕他们不认。”但时家觉得，现在还不是向媒体公布这些录音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