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抢救民间家书，就是传承家书文化，守护亲情家园，用亲情的力量维系家庭的和睦，共建和谐社会。”季羡林先生的这句话，为那些在期盼、惦念时翩然而至的书信勾勒出了一个温柔绵长的影子。

    我们不能看着这些带着温度的书信消逝于眼前。为此，本报与中国孔子基金会联合发起“新家书运动”———征集与家书有关的故事和写给亲人的新家书。

    本报记者 赵丽

    家书有什么独特的功能？在眼下的时代重提家书价值、唤醒家书写作有什么意义？近日，本报就这些问题采访了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副院长颜炳罡、山东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所所长涂可国、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孔令顺、中国孔子基金会交流与合作委员会副主任、家书进万家系列文化工程秘书处秘书长窦洪涛。他们畅谈了自己对家书的认识以及与之相关的记忆和感悟。

    书信文化是传统文化的缩影

    司马迁的《报任安书》、欧阳修的《与十二侄》，林觉民的《与妻书》、鲁迅与许广平的通信集《两地书》、翻译家傅雷的《傅雷家书》……时至今日，这些饱含深情的家书，读来仍然让人为之动容。和它们一样，很多家书已经悄然沉淀进历史，成为一种书信文化，除具有文学历史价值外，还兼有美学、书法、礼仪、邮政、包装、纸张等诸种文化之美。

    “书信文化是传统文化的缩影。”对书信作为文化载体的价值，几位受访者都给予了高度评价。

    “传统社会通讯手段不发达，书信是沟通和交流的主要方式和渠道，这从流传下来的文字中就可见一斑，《古文观止》中好多文章就是书信。”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副院长颜炳罡感叹说，古人对书信的期待非常迫切。杜甫《春望》中的“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王湾《次北固山下》中的“乡书何处达，归雁洛阳边”、杜甫《天末怀李白》中的“鸿雁几时到，江湖秋水多”，这些诗句都生动地表现了这种感情。

    而很多书信也因文字和思想的高度成为千古名篇。马援《诫兄子严敦书》、诸葛亮《诫子书》、《曾国藩家书》、《傅雷家书》等就是其中的典范，在情真意切的字里行间，映照出高尚的生活准则、优良的行为操守及真切的爱国热情，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和道德力量，被人广为传诵。

    对此，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孔令顺从传播学角度进行了解读：家书当然首先是写给家人看的，从传播学上来讲，这是人际传播的一种方式，但由于种种原因，很多时候家书也往往能够超越家庭的局限，通过某种方式进行大众传播，从而成为社会文化的一部分，比如大家耳熟能详的《曾国藩家书》和《傅雷家书》。近几年作为青年人导师的李开复也通过“写给女儿的一封信”这样一种公开信的方式，与青年人进行交流，收到良好的社会反响。

    家书能呈现人的内心世界

    当电话和互联网闯进我们的生活，书信逐渐落寞，这是科技发展的必然结果，谁也没法逆转。但家书有现代通讯手段无法取代的功能，“个性化表达”就是其中之一。“就像‘字如其人’、‘见字如晤’等所言，书信里的字迹能够反映书写者的内心活动。”颜炳罡说，与之相比，短信、电报的表现形式是格式化的，它们按照统一标准发出，书写的个性消失了，人的个性也被消磨和掩饰了，从中很难看到发送人当时的情感状态和情绪波动，看不见一个活生生立体的人的内心世界。“不仅是个性化的笔迹，还有精心选择的信封、信纸和邮票，甚至连信纸的折叠方式、邮票的贴法都大有讲究。”孔令顺说，对这些，很多上了年纪的人都有所体会，这种带着写信人特有气息与温度的信札是一种多媒体的传播，收信人对书信的反复欣赏与把玩，能够捕捉到全方位的信息。而现在普遍采用的电话、短信与电子邮件等沟通方式，虽然加快了沟通的速度，但也消解了交流的深度，成为一种碎片化的浅交流，其实这也是当代消费文化的一种体现。

    另外，有形的书信可以长久保存，拿在手里反复阅读，反复体味，往事也随之萦绕心间。孔令顺告诉记者这样一件事：哥哥比自己大十岁，上个世纪80年代初，当哥哥在外地上大学时，自己还是个七八岁的孩子。当时哥哥寄回家中的每一封信，自己都能熟读成诵，往往是一个学期结束了，等哥哥放假回家，他已可以一封一封地背诵给大家听。“这成为家庭生活的一种温馨记忆，这些书信也成为家庭档案的重要组成。”孔令顺说，那时候，自己就特别盼着快快长大，神往着能够有一天像哥哥一样，独在异乡给家里写信，诉说一些当面也许永远都不会说出口的情感。

    “新家书运动”是向传统文化的回归

    中国孔子基金会交流与合作委员会副主任窦洪涛对一个令人心酸的故事印象很深：天冷了，母亲给在外读书的儿子连发了三条短信，细细嘱咐儿子多穿衣服、保重身体，孩子的回答是只有一个字———“恩”。为了省事，儿子甚至都没用“嗯”这个字。

    不少人都有和这个故事相似的经历。令人望眼欲穿的时间距离缩短了，空间拉近了，但人与人之间的心理距离却远了，深度也变浅了，在电话(手机)两端，感情的细节好似被电波删节一般。“改革开放30多年来，科技的进步、经济的富足，人们在甩掉旧包袱大踏步迈向未来的同时，对传统文化中的精华部分也丢掉了很多，当然可能这是社会特定发展阶段必定要付出的一种代价。如今，需要我们进行理性的文化反思，反思的结果就是需要部分地回归传统、回归家庭，因为可能那才是我们心灵的归宿和精神的家园。”孔令顺告诉记者，“新家

    书运动”代表着向传统文化的一种回归。

    “真挚的家书维系情感的力量是绵长深厚的。我父母已经去世，如今翻检早年和他们之间的通信，总会生出一种叶落归根之感。”谈起家书，山东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所所长涂可国深有感触。他用“人性化的关怀和尊重”一语描述了家书对践行孝道、守护亲情的意义：现代社会生存压力加大、生活节奏加快，而随着社会保障体制完善，养老逐渐“社会化”，两代人之间的情感联系有变少变弱的趋势。老人可能衣食无忧，但缺少情感、精神方面的关爱。而给父母写信表达问候、思念，正是一种更深意义上的“孝道”的表现，充满温情。

    书信是情感表达的

    重要载体

    颜炳罡对两件事印象深刻。在他女儿读高一时，父女之间出现了一点隔阂和误解，虽然天天见面，但是不好直接开口说，于是颜炳罡提笔给女儿写了一封信并寄到学校。虽然女儿没有回信，但父亲的这封信对她震撼很大，她在作文中提到，展信阅读时，自己泪流满面，这封信要永远珍藏，时常拿出来看。

    另一件事发生在他所讲授的《论语》精读课上。讲到“孝”时，颜炳罡曾给学生布置过两项作业：当天下课回去后给父母打电话，一周后再给父母写封信。后来很多学生将自己给父母写的信交上来作为期中考试的答卷———信里的有些话，用别的方法根本没法表达。“书信是情感表达的重要载体。”孔令顺说，中国人的民族性格较为内敛和含蓄，羞于把感情用口语表达出来，而书信无疑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表达出口。

    “即使在父母子女之间，也有很多不好启齿的话题，此时文字就有无法替代的作用。”窦洪涛感慨说，两代人之间的隔阂很多是因沟通不好造成的。他举了个例子，做父母的总想为孩子好，但总是不能圆满———孩子们嫌父母啰嗦、唠叨，很多话听不进去。

    “如果通过信件的方式，孩子能把自己的心里话告诉父母，父母能把对子女的体贴、关心，把他们的一片苦心以简单但却情深意切的方式表达出来，无疑是架起了更好的沟通桥梁。”窦洪涛介绍说，“家·书文化工程”要靠两条腿走路，一是抢救历史家书，再就是开展“新家书运动”，唤醒人们发自内心的写家书的热情。

    他有这样的想法：在小学毕业生中倡导写一封家书，让孩子们自由手写想要对学校、父母和老师说的话，选出的优秀作品可与毕业集等组成“家书国学毕业纪念册文集”；在大学中，将传统文化和家书文化的演讲或讲座带进校园，并联合学生会、学生社团等组织推广“关上手机、合上电脑、写封家书”活动，以有奖征文的方式在学子之间征集家书，择优结集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