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接B01版）

    “打拐”接力，下一棒？

    人们开始把解救乞讨儿童与打拐混淆在一起，这种混淆从彭高峰利用微博找到儿子后变得一发不可收拾。

    三年前，彭高峰的儿子彭文乐被人拐卖，多次寻找不得。2009年，微博出现，一直关注此事的凤凰周刊记者邓飞就在微博上发布了彭文乐的照片。没想到前不久，一个回家过年的学生发现这跟他见过的一个小孩非常像，遂拍下了这个小孩的照片，并传到了微博上。

    看到照片后的彭高峰一眼就认出来那是他的儿子，随即联系了警方。2011年2月8日，彭高峰跟邓飞一起将儿子从江苏邳州的养母家里解救了出来。

    这让直接参与解救的记者邓飞激动不已，一直关注打拐的他在微博上写道：“2011年，和儿童拐卖打一仗。在微博上整合公安媒体和民间志愿者资源，合力围歼人贩子。”

    这次解救同时也是迄今为止利用微博解救被拐儿童的惟一成功案例。不过，它因循的依然是“宝贝回家”的路子，即失子父母在互联网上发布照片寻人，与“随手拍照”并不相同。但恰逢于建嵘发起的“随手拍照”活动刚刚展开不到两个星期，邓飞和志愿者发起的“微博打拐”就因为同样使用了微博平台，而被人们搅和在了一起，失去了边界。

    “打拐是公安的事情，我们的活动是解救乞讨儿童。”于建嵘反复强调随手拍照解救乞讨儿童与打拐不是一回事。

    不过有些网友不明就里，仍将乞讨儿童当做被拐儿童发到了微博上。而在警方盘查了无数乞儿后，仍然不能确定他们就是被拐卖的，这其中尤以“珠海误报事件”为甚。2011年2月7日晚，网友“今年2011”上传了一男子携带一男孩在珠海景山公园乞讨的照片，一位陕西的失子父亲认定那就是他丢失的儿子，在赶赴珠海后，经过DNA比对发现这只是个误会，男孩确系行乞男子的亲生儿子，“今年2011”不得不删除了相关微博。

    “禁乞”中夹杂着“打拐”，让整个事件过程中出现了闹剧。“这是个复杂的问题。”2011年2月12日，“随手拍照”行动进行了半个多月，于建嵘是时候反思了。

    他首先纠正了部分网民和媒体在基本事实判断上的错误，“我实在是没工夫出来声明了，我们的随手拍照解救乞讨儿童根本就不是微博打拐，随手拍照哪能打拐，那照片一传到网上人贩子还不早就把孩子藏起来了。”

    于建嵘认为“随手拍照”自始至终只是一个微博救助行动，很单纯的爱心行动，体现的也只是网络上的公民参与意识。“至于那些乞儿的来源，不止有被拐卖来的，还有操控人员雇用来的、租来的，乃至亲友带着乞讨的，成因非常复杂，被拐卖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

    邓飞也澄清他做的事情与“随手拍照解救乞讨儿童”有所不同，他主要是关注被拐儿童。他鼓励网友通过微博新工具去传递发现的信息，用这种快捷、廉价的方式去联系当地的公安或者打拐办。

    寻求立法，为民意找出口

    与网络上的热闹相比，这一系列微博救助行动的结果目前看来依旧无法让人满意。  与此同时，质疑之声不绝，有网友质疑随手拍照侵犯了乞讨儿童的肖像权，甚至侵犯了“行乞权”，有人还担心这一行动会最终演变为全面禁止行乞。于建嵘无暇顾及这些批评，他觉得应该坚持一些基本的价值判断：“杜绝一切儿童乞讨，让所有乞讨儿童都回到学校，这是文明社会的一个基本常识。”“乞讨儿童应该被送到福利院收养，如果父母没有能力养活他，而要让他乞讨，就有必要剥夺其父母的监护权。”

    “批评要有建设性。”于建嵘正在为“随手拍照”寻找一个出口。

    “解救乞讨儿童是个艰巨和漫长的任务，比打拐还要艰难，它需要一些儿童福利制度的逐步完善，否则这个问题永远无法得到妥善解决。”2月12日上午，在北京市宋庄镇小堡村的一间咖啡馆里，于建嵘召集了几十名热心人士开研讨会。这不只是一次总结，李承鹏、薛蛮子、壹基金秘书长杨鹏、“宝贝回家”创办人张宝艳、全国政协委员韩红的代表人喻江等人都纷纷赶来参加。

    为了实现“全面禁止儿童乞讨”的目标，与会者讨论决定拟下相关议案委托全国人大代表在两会期间提交。

    2月15日晚，于建嵘将几经讨论后的意见稿《“禁止儿童乞讨”拟提交两会系列提案、议案、建议案要点》发布在了网上，其中主要提到要对“收买被拐儿童”追究刑事责任，要大力打击“组织儿童乞讨者”，而那些有抚养能力的监护人若不履行监护职责，带领儿童进行乞讨，或将儿童交由他人带领乞讨的，可暂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