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玉灿  其实，大姐并非胞姐，而是我在部队服役时一位首长的爱人，叫谭秀廷，籍贯郓城县，生前供职于省纪委机关。

    初识大姐，是1976年的冬天，她那时是公社党委副书记，来济南部队探亲。刚当兵一年的我，在首长家里见到老乡大姐。次年，她到省委党校进修学习，毕业后留在了省委机关。至此，从陌生到熟悉，接触开始多了起来。言谈话语中，大姐教我如何做人、做事。

    年轻时的我，幼稚、单纯，遇到问题还特别爱钻牛角尖。我当副班长时，长期与班长闹矛盾，大姐听说后，把我叫到家里，没有批评，而是耐心劝导，“正副职之间有矛盾，绝大多数时候错在副职，没有哪一个正职，去有意与副职过不去，因为工作大局需要副职配合”；“一个人只有首先尊重别人，别人才会尊重自己”；“不要想着去如何改变别人，而是要时刻想着怎样改变自己”……肺腑之言，至今犹在耳边。

    我遵照大姐的指点，改变了态度，与班长和好如初。她看到我的进步是那样欣喜，也教导我不要骄傲，踏踏实实做事、明明白白做人。服役期间，我在同年兵中，第一个入党，第一个提干，并很快走上连职岗位。1983年，部队缩编，我确定转业，在即将离开军营时，大姐全家请我吃饭，为我饯行。临别，大姐只给我说了一句话：“弟弟，转业到地方一定别让姐失望。”

    回到家乡，我被安置在县百货公司当仓库保管员，仓库只有组长和我两个人，那时，年轻的我终日在组长的领导下收货、发货、对账。失落、失衡、失望，种种情绪在心头挥之不去。当大姐了解到我的状态后，在百忙中多次写信开导我，让我面对现实，立足脚下，刻苦学习业务，学会适应环境。她教导我，“干一行，应该爱一行，否则不会有出息的”，还特别要求我，一定不能丢下在部队爱好写作这一特长，希望哪一天再看到我发表的作品。

    我没有辜负大姐的期望，在之后的几年里，我从仓库保管员，到县百货公司秘书、办公室主任，再到县劳动局副局长等职。但随着我岗位的变化，大姐却没有祝贺我升迁的话语，而是问：“你钻牛角尖的毛病彻底改了吗？与同事们、特别是与正职有大的隔阂吗？”

    每次听到大姐的话，我心中有对自己幼稚的内疚，更多的是对大姐的感激。并非胞姐，对我的关心却胜似胞姐，回首这些年走过的道路，每每感觉困惑、迷茫时，大姐的指点，对我来说是多么的重要啊！

    1998年，大姐听说我到乡镇任党委书记，欣慰之余，又委托她的爱人，已转业到省委机关的老首长，专门给我寄来唐传喜同志在聊城挂职时写的有关“三农”工作的一本书，同时附言：乡镇党委书记是党在农民心中最具体的形象，你要深入村、队，着力高效农业、情系农民，时刻想着为农民增收办点实事。我遵照大姐的要求去做，所在乡镇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多次受到省、市表彰。

    有一件事我印象深刻，因为这件事，大姐非常生气并第一次冲我发了火：一年，省里派工作组深入到乡镇检查农民负担情况，我所任职乡镇的一个行政村农民负担超了十几元钱，被省工作组查出来。大姐在我的“求救”电话里没有安慰，更没有帮我说情，而是大发雷霆，批评我不讲政治，没有农家子弟之心，最后说必须接受处理。那次，市纪委在全市通报批评了我。当时，我真的“恨”了大姐一段时间，但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种“恨”反而渐渐变成了对大姐的一种尊重：大姐作为一名纪检干部，如无此境界和素质，那不是有愧于岗位、有愧于职责吗？

    我在乡镇工作了四年调至县直部门，在任水利局长、建设局长时，大姐反复给我敲警钟：一定要严格工程招投标程序，一定不能收礼，并就工程建设送我六个字：廉洁、优质、安全，并要求我把这六个字挂在办公桌对面的墙上。

    因工作关系，我经常到省直有关部门开会学习，工作之余都会去看望我的大姐，每次给她带去些家乡特产如粉皮、香油之类的。大姐在收下的同时，总会问一句：“是公款还是你个人的钱买的？”得知是我自己的个人心意时，她才露出笑脸，并再三叮嘱我：你们在基层工作，不要搞庸俗，不要认为不送礼办不成事，要把精力用在工作汇报上，用在争取优惠政策的理由上。

    在大姐去世前夕，我因公去济南出差，准备返回时，大姐特意留我吃饭。席间，她不时给我夹菜，俨然一位慈祥的妈妈对待一个年幼的孩子，害怕我吃不饱，路上饿。未想苍天无情！我和大姐人世间的最后一面，定格在那天她送我上车的瞬间，竟成诀别……

    岁月流逝，不少往事渐渐退出脑海，但大姐教我做人、育我做事的点点滴滴，却在我脑海里留下了深深的烙印。三十多年，时过境迁，却历历在目，每每忆起，让我自省，催我奋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