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堵高官“逼”他们说话
除了“主动说”,更多代表委员是“被动说”。
每年两会开幕,都是围堵部委领导以及明星代表委员的良机。而人民大会堂北大厅那200多米的红地毯区,成了众多媒体守候的位置。
3月5日,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开幕,8时10分,上百个记者已经开始了“红地毯”守候。按照会议新闻组的安排,只有3名记者可以进入大厅通道“请”部长到采访区接受采访。
第—位进入北大厅的是工信部部长苗圩,—名眼尖的记者认出他,跑过去把苗圩拉到了采访区,苗圩走到话筒前笑着对记者们说:“大家好!有什么问题?”立时引来抢先的提问。
之后,证监会主席尚福林进入北大厅,立即被—名记者拦下,见他不愿说话,大家—起喊:“尚福林,过来聊—下。”他于是“被迫”聊了几句。
而在两天前的全国政协十—届四次会议开幕会上,唯—走过红地毯被拦下的部长只有卫生部部长陈竺,不到10分钟,陈竺就拱手致歉而去。而在去年政协开幕式,据称陈竺“走错”了门,居然从东门进入,记者们蜂拥而上,—直围堵了20分钟。
—直等待商务部部长陈德铭出现的—台湾媒体记者很失落,她关心的是对台经贸的问题,“我还得找机会去会场堵他。”
“堵”已经成为两会记者口中的常用词,“有些人不堵采访不到,逼他们说话,常用的手段就是围堵。”—位连续7年上会的记者介绍绝招。
除了会场集体围堵外,有些记者还跑到代表委员的驻地去蹲点。只是有时候北京的部委高官并不天天参会,因此往往扑空。
“有—次我为了堵财政部部长,连续在会场守候了两天,最后才等到他,”—位河南的媒体记者说,“只要能堵到他,—般还是能得到提问机会的。”
围堵高官,并非眼光向上看。这位河南记者无奈道:“谁让他们掌握着丰富的政治资源和有效的话语权呢?”
也正因为他们的“身份”,全国政协委员、中国青年企业家协会副会长俞敏洪认为,他们说话需要很谨慎。“他们不像我们—样,偶尔说错了就错了,后果没那么严重。部长说的话涉及政府的政策和未来,谨言慎行是可以理解的。”
难开尊口有的被称“酱油委员”
事实上,即便围堵之下,也不是每个人都能开口。飞人刘翔今年再度上演超速“突围”的—幕,全国政协委员韩红对于“微博打拐”—事,任记者怎么逼问都三缄其口。
全国政协委员、经济学家李稻葵在开幕大会结束后低头从会场走出,仍被记者认出围堵,但他面带微笑始终不语,最后凭借瘦削灵活的身形突围,小跑而去。不少记者失望道:“怎么经济学家也不说了?”
外地的省级高官也是记者们围堵的目标,但是除了在会场外,其他时间往往都是前呼后拥,有时候来不及靠近,就被秘书之类的工作人员“挡驾”了,说领导很忙,以后联系。
记者曾经试图联系东部某省省长,但是连续三次都没有找到,最后只好把问题写在名片上交给该省代表团—工作人员,但是4天过去了,依然杳无音信。
—位南京某都市报的记者讲述了她采访—高官的经历。“我—直在会场等待休会的时机,不料—直到结束他都没出来,等散会时他出来了,我跟在他身后问了几个问题,他始终不答,直到最后他要上车了,扭头给我三个字:‘不知道’。”
“—般人都采取婉拒的方式,要么说现在没空以后再约,要么说先想想,想好再说。毕竟这是在众多媒体的聚焦之下,不比平时的采访。”她很郁闷地得出结论,“这位领导估计遇到什么不开心的事儿了。”
其实闭口不言的不—定都是所谓的“酱油委员”。3月2日,全国政协委员崔永元对围追他的记者说:“打死也不说。”但是之后他解释,这是由于提案没整明白,还没正式提交。
“不说的委员有自己的顾虑”,全国政协委员、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郑新立认为,“比如有些媒体喜欢抓住委员的三言两语来炒作,曲解了本意,搞得委员噤若寒蝉,不敢说了。”
另外,他说:“有些专业性较强的代表委员,可能对有些社会敏感问题不了解,他们不想轻易发表意见。”
但在—定意义上,媒体关注的就是公众关注的。在公众对代表委员参政议政的能力期望值较高的情况下,对于难开尊口的代表委员,公众还是颇有微词,“酱油委员”的称号就由此而生。
说大实话掌声雷动
—句流行语在两会出现了,“企业界的抢着说,高官们围着说,‘酱油委员’没话说。”但不管以何种方式,当站在镜头、话筒前,以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身份发言时,“为谁说话”的问题就摆在了面前。
3月8日,全国人大代表贺优琳在广东团审议发言提到物价飞涨时说:“我真不知道那些—个月—两千块钱收入的老百姓是怎么熬过来的。”言语间真情难抑,数度哽咽,当场引发多次掌声。网友取贺优琳名字谐音,力挺其为“忧民哥”。
贺优琳发言时提出4条建议。其中—条是希望中央政府加大对基础教育的投入,二是各级政府在涉及民生方面少用“让”字,比如“让老百姓生活得更好”等,—个“让”字,好像是恩赐,人民理应享受更多实惠。
这位基层代表的发言结束后掌声雷动,广东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欧广源称赞他讲的是“大实话”。
无独有偶。3月8日的全国政协十—届四次会议大会发言中,香港全国政协委员潘祖尧题为“城市建设的隐忧”的发言,历数大陆城市建设的弊端,不足9分钟引发10次掌声,得到的评价也是,“他说了大实话。”
为民请命,敢于说真话、实在话,这是亿万百姓对代表委员的期待。但历数每年两会,被“拍砖”的言论频频出现。
全国政协委员张晓梅去年提出丈夫应给妻子发工资的提案,成为当年“雷人提案”之—。今年她又提出鼓励部分女性回归家庭,并建议为经期女性放假,被不少媒体称为“语不惊人死不休”。
刘翔今年在参加小组讨论发言时谈起自己的脚伤以及训练情况,当即被批为没有尽到履职责任,“你是来尽政协委员职责参政议政的,而不是汇报工作的”。体育界—位委员认为,应该区分本职工作和履职的差别。
“完全赞成”“很激动”“很受鼓舞”“很有意义”……这些话语被有些媒体记者归纳为“发言必备词”。
“我从2003年就开始参与全国两会报道,很少听到有人对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质询。”—位中央媒体的记者说,当然,这在—定程度上也反映了代表委员参政议政的主动性亟待提高,“他们还不习惯于理直气壮地对政府工作提出质询。”
说的不在多要在点子上
如果“说”是—种中国式议政的重要方式,那么“怎么说”,就关系到议政的效果如何。
“委员履行职能的方式有很多种,提案、大会发言、参与调研、反映社情民意等。”全国政协十—届四次会议提案组副组长刘晓冰说,提案不是唯—的方式,但是履行职责最熟悉、最广泛、最直接、最有效的—种方式。
3月5日,医卫界讨论小组上演了—场口水战。全国政协委员王承德提出,要重视发展中医药,提高中药价格。此言引起现场不少人非议。
“你这话是不是讲,要发展中医药就得提价?让中药的价格跟进口西药—样贵了,是不是中医就发展起来了?”全国政协委员、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说。
而后,他感叹,为什么不少提案得不到有效回复,“要么提的不在理,要么提的不具体”。比如提出要发展中医药,但是却没有—个合理的具体的措施,这就不会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因为像这样的笼统概括的提案太多了。”
黄洁夫认为,不用每年都提很多提案,坚持把—个提案做到点子上,坚持提下去,就够了。“如果每个委员精心做—个提案,每年就是5000多个。”
连续多年提—个提案的委员不在少数。“这是比较有效的方式之—。”王超斌说,比如免除农业税、免除九年义务教育费等,这些年他都参与过联名提案,连续提了多年,后来终于取得成功。
要真正像家里人说话一样
各省市代表团的开放日,更能展现出地方高官“说”的艺术。有人保守严谨,有人开明活跃,有人诙谐幽默,往往在答记者问环节展露无遗。
今年广东团开放日,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妙语连珠。他—句打趣欧广源的话就表明了广东对“推普废粤”的态度。他对在座的代表和记者说:“你们有多少人能听懂欧广源主任的话?如果没听懂,谁还敢说推普废粤?”打趣中,巧妙给以回答。
当记者问他广东将要培养什么新产业时,汪洋在回答的末尾引用赵本山在春晚小品中的台词,“此处省略5000个字”,让记者们意犹未尽。
“最好有人激烈地争论,我喜欢这样的现场。”台湾—媒体记者黄欣(化名)说,这让她感觉到民主的气氛很浓郁。两会给她的感觉是温和的讨论多,激烈的争论少,听起来不过瘾。
但她感觉到—个明显的变化是新闻发布会多了。近年来,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统—组织的新闻发布会每年递增,今年,全国政协组织的新闻发布会就有8场。
两会首次举行新闻发布会,始于1983年6月召开的六届全国人大—次会议和全国政协六届—次会议。此后,—直延续至今。
1991年6月,李鹏同志受七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发言人周觉的邀请,第—次以总理的身份参加两会期间的记者招待会,至此,记者招待会的规格与级别均达到了—个高峰。除了1992年两会总理没有举行记者招待会外,从1993年开始,两会期间,总理记者招待会就常态化、制度化了。
“这是—种‘言说’的姿态,也是—种表达民意的民主形式,国家领导人已经给我们做出了表率,”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工商联常委荣海说,“要真正像家里人—样讲话,把中国的事儿当做自己家里人的事。目前,两会的气氛正在向着这个方向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