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鲁霞

    即使在不同地域、不同时期，大师大德们也总是会灵犀相通。比如黑格尔提出了普遍性、特殊性与个体性，墨子提出了达名、类名与私名，荀子提出了大共名、大别名与个体名，而卢梭提出了公意、众意与私意。简而言之，在卢梭的笔下，私意是单个人的意愿，众意是一部分人意愿，公意则是公共的意愿。对公意、众意与私意作理论上的区分并不困难，困难在于如何寻找到公意或者把公意实现。

    就一个问题达成一致，无论如何首要的是搞清楚问题的真相。真相永远是寻找公意或真理的起跑线，是改变认识、改变世界的起点。因此，现代化民主社会十分注重对知情权的法律保护。二战期间，美国加强新闻管制，记者的权利受到约束，战争结束后，美国记者肯特·库柏在演讲中首次提出“知情权”概念。1946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第59号决议，宣布知情权为基本人权之一。2009年国务院新闻办发表《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09—2010年）》，这是我国首次发布人权行动计划，并首次把知情权作为一项重要的人权提出。当下，我们常讲四权,即“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所以把知情权放在第一位，因为知情是基础和关键，只有知情，才能参与、表达和监督。法律对知情权的保护，无非是为了保证真相较为完整地呈现。

    寻找公意离不开常识。与夏虫不可言冰，因为夏虫秋天即死去根本见不到冰。理性的对话基于共同的常识，常识匮乏的时代，人们必定无法顺畅对话，无法顺畅对话也就不可能达成一致。常识匮乏对发现公意是一个阻碍，后果是只有私意、众意，既坐不到一起，也说不到一块儿，如果有所谓的公意也不过是假公意之名罢了。这是一种既混乱又可怕的局面！常识匮乏意味着启蒙远没有结束，所以我们需要启蒙，需要向民众传输普世价值和学术通识。

    启蒙从来就是知识分子的责任，他们不仅拥有知识、知道常识，而且是“爱管闲事的人”（萨特）。如果“爱管闲事的人”不想管那些“闲事”怎么办？与此紧密相关的是，寻找公意与其说需要启蒙、需要知识分子，不如说需要同情、责任或担当。2010年6月，法国思想家雷吉斯·德布雷来中国讲学时说：“对欧洲知识分子来讲，特别重要的一点是，我们面对的敌人好像越来越少。列维·斯特劳斯在生前的最后几场讲演中说过，自由要想有实质内容和意义，就不能空洞化。自由永远意味着一种相遇，一场决斗，是要去战胜对方，所以需要遇到障碍。从这个意义上讲，障碍是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的，它对于知识分子的发展有着关键的作用。”转型中的社会必定有很多不如人意之处,对真正意义的知识分子却正是一种机遇、一个舞台！

    熊培云的《重新发现社会》自2010年1月出版以来，年内加印七次，并陆续获国家图书馆文津图书奖、《新周刊》年度图书奖、新浪“中国好书榜”十大好书奖、“深圳读书月”十大好书奖等奖项。从学术角度讲，以国家与社会为范式剖析由传统到现代转换中的社会并不是一个新的话题，但是，作为一名普遍意义知识分子或者公共知识分子，熊培云确实触摸到了关键，他告诉了我们真相和常识，显示了知识分子的担当。这，已经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