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来也许有人不会相信，我平生写的第一封信就是寄给季羡林先生的，而收到的第一封信也是季羡林先生寄来的。

    □马景瑞  写信，寄信，拆信，读信，曾是我过去若干年内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项内容。可随着电话、手机、电脑的日益普及，书信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难得一见了。聊以自慰的是，前些年师友寄来的信札我至今珍藏着。每当闲暇时翻看这些旧信，便勾起一段段美好而亲切的回忆。

    说来也许有人不会相信，我平生写的第一封信就是寄给季羡林先生的，而收到的第一封信也是季羡林先生寄来的。因为是同乡同村，我从小时候就不断听村里老人讲起季羡林，说他聪明好学，考上了清华大学，后来还到外国“留过洋”。从此，我十分仰慕季羡林，脑海里也时常勾画着他的形象。1956年初秋的一天下午，我在学校阅览室里翻阅报刊，惊喜地发现《中国青年》月刊上有一篇署名“北京大学东语系主任季羡林”的文章《大学的青春》，便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给先生写了一封信。当时信里写了些什么内容，现在记不清楚了，只记得发出信以后的几天里，总是惴惴不安，担心一位“北京大学东语系主任”不会给一个初中学生贸然写信回复。想不到，很短的时间就收到了先生的回信。我心中那一份欣喜真是不可名状。

    学生时代，我给先生写了多少封信，记不准确了，大概总有七八封吧，只记得先生几乎是每信必复。一位大名鼎鼎的学者，如此平易近人，如此关爱年轻人，这让我非常感动、非常感激，内心深处更加敬重先生了。可惜这期间先生的来信都找不到了。现在想来追悔莫及！

    我珍藏的季先生的来信，最早的一封是1974年元旦写来的，最晚的一封是2002年寄给我的，数一数，已有18封之多了。这些来信的内容，或解答我请教的问题，或回复我请托的事情，或打听一些家乡的情况，或责成我过问一下家乡的有关事宜，言简意赅，言近旨远。山东大学蔡德贵教授去年已将这些信件编辑在《季羡林书信集》一书中。

    多年来，每次看季老的来信，欣赏着他那清丽秀美的字迹，琢磨着他那平实而富有深意的话语，想象着他在百忙之中给我这个小老乡伏案写信的情景，便感受到他人格的魅力，从中得到教诲，受到鞭策。几十年来，我虽然碌碌无大作为，但自觉是尽心尽力、尽职尽责的，而且时常自警自省，不敢忘记自己是季老的老乡和朋友，生怕有什么过错，影响季老的声誉。时间过得真快，到今年7月9日，季老辞世就两年了。今天重读他的来信，顿觉手泽犹存，音容宛在，一种温暖亲切之感倏然涌上心头。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中期，我在山东师院中文系读书时，与诗歌评论家冯中一老师、报告文学研究专家王荣纲老师相处融洽，交情深厚。毕业回到家乡一所中学教书，两位老师一如既往地记挂着我，关心着我。1978年1月15日冯老师来信说：“记得1971年我们搬迁到聊城时，不断听到你的情况，知教学与写作成绩显著，就心中窃喜。以后部分师生去临清实习，从他们口中听到不少对你的赞扬，就又增加了外人不得而知的欣慰和自得之感。因过去我们有一段热诚相处的同志和学友关系……”读着这些极富感情的字句，一种知己之感油然而生，并深受鼓舞。1980年3月23日的来信，冯老师又意味深长地写道：“近来颇感年不老而气已衰，诸事力不从心，更殷切地希望看到你们这一伙‘丽日中天’的优秀骨干力量，快快成长，多多贡献，以宽慰我这‘拭目以待’的心情。”这些话一直激励着我勤苦学习，努力工作，不敢有一丝一毫懈怠。如今冯老师病逝已有十多年了，可重温这些旧信，他的音容笑貌依然如在目前，他那诲人不倦的师德依然让我动心动容。

    王荣纲老师曾对我寄予厚望。他调任烟台师院院长后，与我相距千里之远，见面很难了，就不断来信督促我“搞点学问”，“搞点创作”。1995年8月4日的来信，他明确提出要我写一本季羡林传记，并强调说：“这样的工作您是可以做好的。如果您不做，也太对不起季老先生了。”王老师专就此事先后写来了七封情真意切的信，还特别嘱咐：“要用您的心、您的血去写，要用您的激情去写！我在等待着您的佳音！”我被深深地打动了。退休以后，我根据与季老多年交往的所历所见所闻，写作了一本《我所知道的季羡林先生》(此书由山东画报出版社印行)。王老师的几番叮咛，多年的关心和教诲，总算有了一点结果。拿到样书，我想到应该首先邮寄他一本，可往哪儿寄呢？王老师已因心脏病猝然谢世了。面对我的小书和他的一封封来信，我泪眼模糊，悲从中来。

    回想人生之路，是师友的来信给了我做人的启示和教育。重温师友的来信，又激起我对鱼雁往返的热切向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