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任《星期日泰晤士报》首席书评人约翰·凯里，曾任牛津大学教授，被认为是英国最杰出的批评家之一。他身为资深学院中人，著述观点却是相当民粹，评介艺术时也总是关注艺术与普通生活的关系———只是这关系，在他眼中多半常常面目模糊动机可疑。

    在其《艺术有什么用》(译林出版社)一书中，他就提出了五大问题：什么是艺术品？高雅艺术就更好吗？科学能否提供帮助？艺术能使我们变得更好吗？艺术能成为宗教吗？这些在美学史和批评史上被不断提出的问题，至今仍然难以定论。约翰·凯里结合现代和后现代的艺术理论与实践，再次一一辨析，结论都颇出人意料。这位老牌评论家当初的走红，即是由文字风格偏执之作《知识分子与大众》奠定，他在此书中郑重其事地宣布，知识分子跟希特勒一样，都是鄙视民众的，为了维护他们的优越地位，而不惜动用文化手段。在他看来，现代艺术即是知识分子对抗大众的手段，这个说法延续到《艺术有什么用》里更进了一步，他提醒人们：艺术不仅“不能战胜死亡或者让生命长存。它不能解释整个宇宙。它不能使一个道德信条付诸实施。相应地，对于善恶它总是处于一种相对无能的地位”，而且“艺术崇拜是超验的，它鼓励我们鄙视普通人”。

    约翰·凯里的行文如赌气说话一般。据说，这是其追求平民文风的结果。只是，自视为民众代言人，他真的在为民代言了吗？他的文化立场在哪里呢？《艺术有什么用》貌似后现代的观点背后，是学理修养的不足。艺术虽不是什么好东西，在约翰·凯里眼里也不是所有艺术都要不得，可能是他曾经多次担任布克奖评委会主席的缘故吧，书中终极性的艺术诊方是：文学优于所有其他的艺术。  读美国芝加哥美术学院美术史论与批评系主任詹姆斯·埃尔金斯的《绘画与眼泪》(江苏美术出版社)时，翻过几页之后，才突然意识到约翰·凯里对精英指责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多少有些对20世纪现代主义文化自我封闭的愤怒之情，虽然，他们论及绘画与艺术的方式全然不同。  《绘画与眼泪》的另类或非主流表述程度远远超出了《艺术有什么用》。中文版序言第一句就说：“你手中的这本书并不是一本普通的艺术史、艺术理论或者艺术批判方面的书，也不是一本特别的西方艺术史教材，甚至不是一本典型的英语读物。”那它是什么？它是独一无二的，因为它讨论人们面对绘画作品时哭泣这一主题，谈及人们为何会在观看绘画作品时哭泣、崩溃、昏倒、感到被“击中”。大多数人可能从未在一幅画前哭过，甚至从未产生某种感触至深的情绪，绘画作品让人们悦目，它们予人欢畅，观看后令人愉悦、轻松，旋即人们转身离开，去欣赏其他作品。

    而事实是，没有任何方式能引导人们在绘画面前产生强烈的感受，更别说哭泣。但埃尔金斯一方面不认为任何作品都能催人泪下，也不主张拿着擦眼泪的手帕在博物馆观画；另一方面，却想方设法尽量寻求人们为画而哭的现象和原因：绘画作品能够深深吸引人们的想象，但它需要时间慢慢体会，以及对不寻常经历的坦然面对。法国哲学家罗兰·巴特曾经问：“谁来为眼泪撰写历史？”埃尔金斯认为17世纪和18世纪人们流下的是“思考之泪”，它反映出人的情感和思想，甚至可以是一种和上帝交流的方式。20世纪流下的是欲望受挫、情感简单的眼泪，代表着孩子气和女人的软弱。如今，在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艺术里，眼泪被视为没有智力的表现，所谓的高雅文化里都充盈着嘲讽。爱上一幅画，如同爱上任何事物一样，为它而哭，是需要承担风险的。《绘画与眼泪》对画家们也进行了分析：“很多专业的艺术从事者并非真的深爱绘画，他们所热爱的，只是那种以为自己真的热爱的感觉。艺术家通常对艺术都很狂热，有时甚至激情四溢。但我想，他们所感受到的只是一种学术的激情，对智力追求的激情，并且这种激情被包装在现代艺术讽刺性的外表之下。”为什么会这样，答案就是全书的最后一句：“我知道，无爱的生活更加易于生存。”

    在这两本书之间，还有一本迈克尔·基尔德曼的《碰巧的杰作》(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作者像一个高妙的走钢丝绳的人，能够把艺术的功用从现实的这一端，带到理想的另一端：“艺术品的价格也许会变，但艺术在精神上和哲学上的价值却应该是恒久不变的。人们有时将艺术高高在上地摆着，好像只有社会精英才能接触，或者反过来，一旦市场崩溃，则幸灾乐祸地看着艺术像被摒弃的偶像那样摔成碎片。这两种态度都是对艺术真正价值的浪费。艺术应该被看成这样一种东西———它可以让我们每天的生活变得更加开阔，并且能教会我们更敏锐地感受生活。艺术并非全然地无所秉持或无所顾忌。好的艺术能使我们的境界得到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