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片 本报记者 张榕博

    他们曾是一群别无选择却满怀豪情的孩子；他们又是一代独自拼搏，忍辱负重的中年人。
    在青海格尔木，他们活过、爱过、颓过。
    在回家的路上，他们恨过、泪过、淡然过。
    5月10日，山东八座城市的600多位老人相聚在济南，纪念45年前，他们少年时梦想和命运交汇的起点———青海格尔木。
    他们曾经都是山东赴青海建设兵团的知青，他们曾在8000里外的生命盲区创造了一座城市。或许，抛开所有那些———国家，抑或命运
    附加给他们个人的跌宕外，他们，只愿诉说一个生命存在过的意义。

    青春篇

    “迎着晨风迎着阳光，跨山过水到边疆，伟大祖国天高地广，中华儿女志在四方。革命的重担扛在肩上，毛主席的指示记在心上……”

    这是纪录片《军垦战歌》中的一首插曲。

    1966年的每个早晨，齐鲁大地的广播里放的都是这支曲子。那一年，正在筹建的解放军生产建设兵团青海省农业建设第十二师工作组来到山东省，在济南、青岛等8个城市招收知青参加西部开发，8100多名14岁到20岁的山东青年踏上了西进的列车。

    “广阔天地，大有作为。这口号平时都白喊啦？走，咱们去报名！”

    今年64岁的于敏，至今仍然记得她与四五个同学争论去不去格尔木的情形。于敏是济南市安装公司的会计，如今退休在家，给女儿带孩子。

    而1966年，于敏19岁，初中刚毕业，家里本打算让她到当地一家机械厂做工。但那时济南市三年不再招工的消息，让她和许多同学措手不及。“不过我很快就想通了，到大西北去，那里缺工，也能实现人生价值。”

    这群仍可称为少年的知青不知道，从此，他们便与曾经的生活彻底断裂。

    比沙尘暴更可怕的

    如果一个人站得久了，蚊子就会立刻把他包围。“你随手一摸，都摸不到你的衣服，而是一把蚊子，随手一拍，能拍死上百只。”

    “我们坐火车走了三天，从西宁到格尔木又走了三天。到了马海实际已经是八天，一路上一片荒滩，什么也没有。格尔木镇只有小岛物资站、师部、邮局、医院，剩下就是几个帐篷了。”老知青王公孝说，4月份，最先一批去的青岛知青在欢迎我们，他们的脸全都是黑的，爆了皮，就像一群难民。

    “从西宁走的时候很高兴，每个车上都配锣鼓，唱着歌曲，但是翻过了日月山、看到外面一片荒凉，心情就越来越差，最后女孩子们就哭了。窗外是什么？茫茫的一片戈壁沙滩，只有骆驼刺(沙棘)泛着模糊的绿色。每过几十公里，很远能看到一个倒班房，帐篷，除此之外，天地间再没有可参照的景物。”于敏回忆说。

    据说，为了安抚这群“孩子”，带队领导曾表示，大家洗完脸，吃完饭，再把大家送回去。但是等大家吃完饭才知道，送行的司机连饭都没吃就走了。

    8100多名山东知青被分派到了格尔木河西、河东的一团、三团，还有一部分分到了工程团和师部直属营，于敏和她的同学们分到了格尔木镇300多公里外的马海。

    “我们来的第二天就分到修干渠的任务，一个人一天的任务是挖两立方半盐碱地，一个班一天三十个立方，必须完成。但那个盐碱地根本就刨不动啊，必须用炸药炸。”于敏说，头一天结束，所有的人双手都磨出了血泡。

    最恐怖的莫过于沙尘暴，于敏和战友们出工回来，时常发现他们的帐篷和被子都在空中飞舞，就像天方夜谭里的飞毯。

    “大家快卧倒！”王公孝说，沙尘暴可以把牲口和人卷走，地面刮起的沙粒有时打得人满脸生疼，甚至打瞎眼睛。

    不过，沙尘暴不常有，但蚊子，小咬和牛虻却一直纠缠着他们。格尔木的蚊子不怕人，而是成千上万地对一个人俯冲“轰炸”。如果一个人站得久了，蚊子就会立刻把他包围。“你随手一摸，都摸不到你的衣服，而是一把蚊子，随手一拍，能拍死上百只。”知青张森堂说。

    为了躲蚊子，有风的时候才敢上厕所。“你都想象不到啊，我在农业连浇地，那地方没有厕所。怎么办呢，就在地下挖一个坑，上厕所时把屁股塞进坑里，上头有衣服遮住身体，才敢上厕所。”张森堂哈哈大笑。

    格尔木的苦，有人用生命尝过了

    “我们修干渠时，挖出来的河南青年遗体本身已经被风干了。我们还挖出来一捆牛皮纸装的、没有邮寄出去的家信，没有一个人愿意打开去看。”

    修干渠，挖地窨子时，许多山东知青挖出了上世纪50年代来此支边的河南青年的遗体。这时，他们才知道，格尔木的苦，早已有人用生命尝过了。

    上世纪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2万多名河南青年来到了马海支边。由于气候恶劣，加上后勤不足，1960年自然灾害中，大部分河南青年饿死或病死在马海地区。

    “我们修干渠时，挖出来的河南青年遗体本身已经风干了，但面貌、头发还有身上穿的衣服都完好无损，我们还挖出来一捆牛皮纸装的、没有邮寄出去的家信，没有一个人愿意打开去看。”王公孝说到这里，不愿再往下说了。

    “从小岛往北四五公里，我们在那里种菜，有牲口来吃，我们就赶走它们，赶着赶着就发现沙子上露着一段袖子，往下一挖就把人挖出来了，男的、女的都有，就沿着公路和格尔木河沿岸。”

    知青胡宏亮说，从他们身上穿的黄军装能看出来，这些都是河南青年的遗体，死时都没有埋葬，而是就地放在路边了，是沙尘慢慢将遗体覆盖的。整个农垦师，几乎每个人都遇到或听说过挖出河南青年的事。

    “他们的昨天，是不是我们的明天啊？”

    胡宏亮和战友们将这些遗骨深埋了，深深鞠了一躬。

    青海省农垦集团公司办公室主任叶伟回忆，他的朋友王建辉的母亲就是一位幸存下来的河南青年。“阿姨跟我说，那时一个女兵排40多人，最后只有2个人活着走出了马海。”

    拿起钢枪的城里娃

    王公孝第一次拿起枪，走在只有半米多宽的监狱高墙上巡逻。下面，都是20年以上刑期的劳改犯，有些还是国民党“知名特务”。

    从1966年5月到10月，从党泉水库至马海的第一段干渠通水。随后几年，连接格尔木周边的东干渠和西干渠也陆续建成。这是山东知青完成的第一批工程，这些干渠，奠定了整个格尔木市今天的城市水利系统的基础。

    “我们都在水渠边站着，周围敲锣打鼓啊，我们都特别开心，远处就听到有水咕隆咕隆流过来。”王公孝回忆说。

    在45年后的西干渠上，农垦集团办公室主任叶伟指着水渠两侧的一块块长2米、宽1米的水泥砖说，这些砖都非常沉，当年就是知青用人拉肩扛安放上的。“45年了，水渠一点都没有坏！”

    早晨8点干活，午休2小时，下午干到四五点钟；早请示，晚汇报。知青们一天的生活没有太大的变化。

    “到了晚上，谁说个笑话，唱首歌，摔摔跤，这就算娱乐了。”王公孝说，那时每个连队之间距离几十公里，可以说，一个连就是一方土，一方人。每隔一段时间，营里会放一场电影，平时相隔很远的年轻人们，此时终于可以聚在一起了。

    为了让家里放心，王公孝和兰长德几个伙伴从每月10.5元的津贴中攒上三四元钱，给几个伙伴中的一个家里寄去，下个月再给别人寄，剩下的钱就买一些日常用品。在小岛物资站，有一个小卖部，大约三四十平方米大小，这就是全师的“百货商店”了。

    1969年5月，为了国防需要，格尔木周边的德令哈劳改农场和香日则劳改农场的武警调往新疆，王公孝和一群伙伴第一次拿起钢枪，接管了劳改农场。

    “一开始，犯人出现过骚动，说正规军走了，来了一群土八路，他们在这也长不了。这群城市娃连枪都不会拿，这回越狱有机会了。”

    王公孝第一次拿起枪，走在只有半米多宽的监狱高墙上巡逻。下面，都是20年以上刑期的劳改犯，有些还是国民党“知名特务”。

    有一次，劳改农场要处决一名死刑犯，要找一个人执行枪决。王公孝的连里正好有一个退伍兵，以前是部队里的神枪手，被选中完成这项任务。

    “当时，我就在死刑犯旁边，砰一声枪响，子弹从犯人后脑勺进去。验尸官看了看尸体，一挑大拇哥，说，利索！”

    打那之后，这里的劳改犯基本死了心。

    “蓝帽”的爱情

    “我丈夫早就走了，留下我和两个孩子，一个三岁、一个四岁。”“我也没有啥，如果你觉得行，咱俩就过日子吧。”

    从1966年到1969年，打坯、盖房、种地、扬场……很多十四五岁的知青，就这样长成了大人。很多人去的时候很瘦小，但几年下来长了一头，成了大小伙子，大姑娘了。

    在许多二团知青的记忆中，有一位绰号“蓝帽”的济南知青。

    “蓝帽”自己说，为啥把他叫“蓝帽”，他自己也不知道。但自从他一个哥哥1949年去了台湾后，他的头上就有了一顶摘不掉的“大帽子”。

    “就因为这个问题，我错过了很多机会，失去了很多好东西。”

    今年64岁的“蓝帽”说，1966年他报名来到格尔木，才18岁，爱上了连里一个14岁的小姑娘。

    “一开始彼此有好感，但自始至终，也没敢把心里话对她说，更不敢说‘爱’字。谁知，以后就再也没有说成。”

    上世纪60年代末，“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吹到了格尔木。小麦不再有人收获，耕地、开渠也无人问津。1968年，兰州军区对青海生产建设兵团实行了军事管制，每个连队派驻军代表建立专政小组，日夜开会，研究斗争对象。“蓝帽”没有躲过这场劫难。

    “1968年我就被捕了，罪名是反革命，没想到这之后10年我一直在监狱里度过，也自杀过好几回。”“蓝帽”说，那个时候批斗拳打脚踢，绳捆索绑，他的肋骨被打断好几根，胳膊被打断两次。更让他无法接受的是，心爱的姑娘也找了对象，结婚了，没有给他留下一句话。

    “当时我就是个20岁左右的人，很多事情需要自己承受，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有很多想不通的，不如自杀，一了百了。”

    “蓝帽”把头挂在了绳子上，再没有别的想法……

    当人们发现他时，卫生员判断他已经死了。但半夜里，格尔木刺骨的寒风却意外地把他“吹活”了。

    “卫生员带我到卫生室打了一针，就那么活过来了。之后，我三年发不出声音，脖子上的绳子印伴随了我10年。”

    “蓝帽”在监狱里呆了10年，1978年他平反出狱，补发了6999.99元工资。随后，他离开格尔木，回到济南。

    在济南一家百货公司，出狱不久的“蓝帽”意外与曾经的恋人相遇了。

    “你在哪里了？”“蓝帽”说。

    “我在卫生院的食堂。”

    后来，“蓝帽”找过她，她也找过“蓝帽”。

    “我丈夫早就走了，留下我和两个孩子，一个三岁、一个四岁。”

    “我也没有啥，如果你觉得行，咱俩就过日子吧。”

    结婚时，“蓝帽”，已经34岁了，两个人后来一直很恩爱，而他自己，也没有再要孩子。

    在那个动荡的岁月，“蓝帽”只是不幸的人们当中的一个，更多的山东知青，感受到的是茫然。

    “已经干了六七年了，粮食越打越少，人心越干越散，是不是这辈子就扔在这了？”张森堂说，许多个晚上，在篝火边，大家围坐在一起，叹气，不语。

    “前面没有路，也没有退路。像走夜路，看不到尽头，也没有光亮。可能，就这样终老于马海吧……”

    就这样，不知不觉，10年过去了。其间，很多山东姑娘嫁给了转业兵，油田、运输公司的人。这些人工资多，工作稳定。

    1979年，格尔木铁路全线通车。之后，成百上千的山东知青请愿，希望组织给予公正待遇。这引起了青海省委以至国务院的重视。

    根据当时格尔木农场总场的汇报，青海省劳动厅派出工作组，迅速落实分配计划，将部分知青分配到青海东部冷湖油田和青海8州县。很多山东知青成为如今政府部门的中坚力量，有些分配到了基层卫生站、学校，现在过着清苦的生活。而留在农场的知青又经过几年期盼，在1983年返乡。 

    但是，等待他们的，却是一个已经相隔了十多年的社会和家庭。

    回归篇

    回家后，好像自己并不属于这里

    “我这辈子，也许窝在这个地方了；但是这些孩子的命运，应该掌握在自己的手中。马海的罪，马海的苦我都受了，但他们应该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于敏说，好不容易回来了，却没有人喊一声“回来吧”。

    于敏在青海结婚，丈夫是青岛知青。女儿7个月大时就被送回了山东老家，由姥姥带大。

    “那时还是配给制，没有你的口粮。你空着手回来，那肯定就成了家里的负担。”

    刚回来几天，于敏一家挤在娘家一间十几平方米的仓库里。但没过几天，弟弟结婚就“征用”了这套房子。她用几块木板，搭起了自己的一个小空间。即便如此，弟媳还催问她什么时候搬走。

    “我最后决定，出去租房住。我理解家人，他们也是无奈。”于敏说，搬家的那天，她是流着泪走的，当她回来取第二包行李时，发现这些行李早已被放在了家门外。

    许多知青回家的最初几年，搬家都是平常事。

    王公孝刚回来时，也感觉自己和亲友相处“不习惯”。

    “朋友聚会，感觉场面上很和谐，但事先却算得精细。每个人该吃多少钱，这拨客人去什么级别的饭店，大家预先算得很清。但我们战友在一起吃饭，绝不会这样算，即使自己断了粮，也要让朋友有青稞酒喝！”

    回到家乡的知青们，慢慢习惯了周围的人情世故，但仍然觉得陌生，好像自己并不属于这里一样。

    回家后，就业是个大问题。

    “丈夫归妻子的单位，子女归父母的单位，没有父母兄弟，就分到街道单位。有些文艺爱好者分到了机械制造厂，有些工程维修能手分去看了大门。”于敏和兰长德说，回乡知青中大多数人走进了工厂、车间。很多人感觉怀才不遇，心里不平衡。

    后来，年龄大一点的人早早退了休，拿着微薄的退休金；还有一部分人下岗，晚上到街边支个小摊，卖个扎啤、炒蛤蜊什么的。

    “我在山东电声器材厂当工人，老婆在无线电11厂，效益都不好，两人的工资养活不了全家。我被逼得没办法，下海了。”

    兰长德开过饭店，搞过工程，几起几落。

    他去西宁搞的第一个工程，认认真真完成，但验收方却百般刁难，要他掏钱送礼。没法，兰长德给西宁的一个老战友打电话，这个老战友在青海省建设厅当厅长。当年的山东知青，留在青海当地政府部门的，很多在仕途上发展得不错。

    验收方的人接过厅长的电话，立刻改口说，工程盖得好极了。

    听到这句话，兰长德忍不住当着对方的面哭了起来。

    用张森堂的话说，现在，有许多战友身居显位，当厅长的、当银行行长的、当集团老总的，也有犯了事贪污进监狱的，但还有更多战友，在社会上默默无闻。

    1978年，张森堂作为当时青海第一批聘任教师，留在了青海，而且到了更加偏远的茫崖镇办起了当地第一所小学、中学。对着几十个孩子，他教了8年书，1982年输送出茫崖第一批大学生，而那几年的升学率一直处于青海省的前列。

    “我这辈子，也许窝在这个地方了；但是这些孩子的命运，应该掌握在自己的手中。马海的罪，马海的苦我都受了，但他们应该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张森堂说。

    一个穷教师的20万捐款

    “一片戈壁滩，几座孤零零的坟头。徐丕的墓上长满了沙棘，连个墓碑都没有。我想说，老徐啊，你这样一个好人，这辈子怎么这么苦啊！”于敏放声大哭。

    而在格尔木烈士陵园，淄博知青徐丕再也不能给孩子们上课了。

    徐丕是山东知青中少有的大学生，学地质测绘。因为人老实，书呆子气重，没人愿嫁给他。后来，有人给他介绍了一个对象，那个女人骗了徐丕，把他压箱底的东西都卷跑了。从此以后，徐丕就不愿再与女人打交道了。

    后来，徐丕一直在格尔木盐湖集团中学教书，书教得非常棒，后来因为腿不好，再也不能站着讲课了，才离开了讲台。

    1999年冬天的一天，邻居发现独居的徐老师一天都没出门了，撬开门，看到徐老师扑倒在了取暖用的电炉子上，早已没了气息。

    当人们收拾徐老师的遗物时，发现他的房间中竟然没有一样家具，衣柜只是一个纸箱，铁床还是单位配发的。但是，在徐老师写过的一封遗书中，他表示要将自己多年省吃俭用的20万元全部捐给学校的孩子们。

    2000年，于敏回格尔木，想见见多年未见的好友徐丕。没想到，这个老实人早走了。

    “一片戈壁滩，几座孤零零的坟头。徐丕的墓上长满了沙棘，连个墓碑都没有。我想说，老徐啊，你这样一个好人，这辈子怎么这么苦啊！”于敏放声大哭。

    “我媳妇就是徐老师的学生，他教理科教得特别好，为人热情。”徐老师所在单位、青海盐湖集团工会主席苑纲动情地说，徐老师经常每顿饭只吃馒头就白开水，严重营养不良，“他为孩子们攒的20万元，都是从他嘴里抠出来的。你想想，那个年代，能攒出20万元啊！”

    如今，徐老师的捐款并入了盐湖集团的公益基金，他的墓也迁至烈士陵园中。

    就在墓碑后面，上百辆卡车正在修建格尔木至察尔汗的高速公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