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谨守边界，远离其他各种社会资源的争夺，这应该是基本的行政伦理，但从现在很多官员热衷于钻营学术界、意图名利双收来看，这种行政权力主导下的“赢者通吃”现象已见端倪，整个社会不可不对其保持最大程度的警惕。

    □特约评论员 赵勇

    中国工程院发布2011年度院士增选有效候选人名单，引发了巨大争议。

    争议集中在名单上的高官和央企高管候选人身上———在工程管理学部44名候选人中，近半来自央企和政府部门，如上海市副市长沈晓明、中石化董事长傅成玉、原中石油副总胡文瑞等。(5月26日《京华时报》)  

    很多人质疑评选标准，认为这是院士官僚化的表现(很多央企高管其实也是官员)，但工程院学部工作局一位工作人员却称：现任企业高管、政府官员、大学校长等职，并不能否认其以前从事过科学技术工作，且目前不少企业老总仍在承担部分科研工作，掌握前沿的工程技术，故不能因职务身份就将这些人拒之门外。也有一些网友持类似的观点，他们认为，“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没什么不对。

    官员是不是不能当选代表中国最高学术荣誉的两院院士？这是争论的核心点。答案其实很明确———当然不能。建议那些支持官员当院士的人去看看那些科研发达的国家，看有没有现职官员因为科研学术成就获奖的。院士这个称号，是对一个人科研学术成就的褒奖和肯定。我们都知道，搞科研和学术，是需要全身心投入的，官员呢？精力都在行政事务上，哪有什么精力来搞学术研究？逻辑上来说没有什么精力投入科研的官员大量成为院士候选人，这当然会给人“权力通吃”的联想，否则的话，你就无以解释一个人可以既做好行政事务又在科研上取得突出成就，除非这个人有分身法。

    “学而优则仕”可以，因为你没有掌握公共资源，你的能力是纯粹的；但“仕而优则学”就不行了，作为官员，你掌握了大量的公共资源，拥有比普通人大得多的通吃能力，谁能证明你的能力是纯粹的呢？简单来说，谁能证明你的论文不是靠官大一级压死人才能发表的呢？选择仕途，就意味着你要舍弃一些东西，比如比普通人少得多的个人隐私，这是符合权力和权利制衡原则的———你手握大量公共资源，在获取权力的时候，必然要相应地舍弃一些个人的权利，否则的话，权力膨胀就失去了基本的制衡和监督。对于那些搞科研出身的官员来说，选择仕途，也就意味着你放弃了在科研上登顶的机会，因为你没那个精力，并且做好行政工作才是你的分内之事。既想仕途通达，又想成为科研领域的权威，哪有这样两全其美的事？

    在质疑官员获选人的声音中，很多人提到了院士官僚化的问题，认为学术自身丧失了底线，丢掉了远离权力的起码尊严。这样的质疑当然是有道理的，学术界的自我矮化和自我行政化，的确是很多领域泛行政化的重要原因之一，学术界要有自己的操守，远离权力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一条。但回过头来想想，把责任大部分推到学术界的自我矮化上，恐怕有失公允。造成学术界官帽乱飞的更重要原因，是很多官员没有主动避嫌的意识。这个社会上有各种各样的资源，行政权力是一种资源，话语权是一种资源，学术界的院士荣誉也是一种资源。作为官员来说，其本身已经通过行政权力掌握了大量的公共资源，并且由于行政权力的强势，他们在其他社会资源面前，也比其他群体有着更强的竞争力，当然也应该有更严格的边界———一个普通人可以言者无罪，一位官员就不能脱口而出“老百姓要公平是臭不要脸”这样的昏话来。如果对官员在争夺其他社会资源方面没有严格的遏制，那么，“赢者通吃”的局面就会形成，基本的社会公平就会消失无踪。权力谨守边界，远离其他各种社会资源的争夺，这应该是基本的行政伦理，但从现在很多官员热衷于钻营学术界、意图名利双收来看，这种行政权力主导下的“赢者通吃”现象已见端倪，整个社会不可不对其保持最大程度的警惕。

    当前社会的泛行政化倾向之所以越来越明显，我们之所以深陷官本位不能自拔，原因即在于没有边界的行政权力对各种社会资源的肆意争夺，如果任由权力在这条路上狂奔下去，那么也许有一天，我们就会发现，这个社会除了官帽乱飞和钻营权力之外，早已经一点活力都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