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不离

    似乎是冬天的清晨，外面夜色尚未褪去。母亲一遍遍叫我起床上学，我万分不情愿地钻出热乎乎的被窝，嘟着嘴洗脸刷牙，背着书包，哭丧着小脸像赴刑场似的准备出门。这个时候，母亲又喊住我：“拿毛巾给你爸爸擦把脸再走。”

    父亲那阵还不到三十岁，人长得挺拔俊美，且健康结实，浑身的力气，掮上百斤的小麦口袋，走起路来像阵风。我就是他身上缠着的小藤，把他当成一棵树，没事就抱着他的腿爬到他怀里。父亲就用他的胡茬扎得我咯咯笑着忙不迭乱躲。再想不到他也会有生病躺在床上的时候，父亲得的是肾炎，已挂了好多天吊瓶。

    七八岁的我根本就是一懵懂顽童，对于生病的严重性没有丝毫概念，只当没什么大不了的小事，所以当时是怎么漫不经心应付差事地给父亲擦的脸，自己全无感觉。后来母亲慨叹地笑着提起，用了一个生动的形容句，我听了又讶异又羞愧。母亲说我“看都没仔细看一下，像抹桌子似的，就这么一旋”，让她看了又可气又可笑。

    如今回想起来，我不胜悲哀地发现，这竟是今生唯一的一次，我给父亲擦把脸的机会。之所以岁月的深海没有将这件事湮没，一定是血浓于水的亲情一再把这些无法挽回的遗憾打捞于记忆之网。

    成年之后，我过着漂泊的生活，忙碌着自己的人生。家成了一个永远记挂却鲜有常驻的驿站。只知道父亲从乡卫生所出来，独立开了自己的诊所，眼睛不太好了，五十岁的时候戴上了近视眼镜。我偶尔穿越半个中国回家呆一段时间，父亲也总是忙着，大雪天的夜里，常常被村民打门叫醒，背着他的医药箱，无怨无悔地去出诊。

    这两年特别忙，没有回家，也很少打电话。直到有一天姐姐打电话终于告诉我，父亲的眼睛不行了，白内障，在地方小医院动了手术，一只眼睛看不见了，所幸另一只眼睛手术成功了。我听了，顿时失语，怔忡半天，恢复知觉的喉咙渐渐发紧，无声的泪水滔滔地流了满满一脸。

    这件大事，父亲没有告诉我，母亲也没有。姐姐告诉我时，也已经过去了大半年。这沉默中深深蕴含的情意我懂，只是这分大难来临时的不告知，是否亦是一分亲情的疏离与无奈？当日赶去邮局寄了一笔钱回家，依然难以平息心中的伤痛与失落。

    现在我保持每周打电话回家，每次都啰啰嗦嗦、千篇一律、毫无新意地叮嘱父母：注意饮食，经常锻炼，一定要记住哦！此时的我，俨然变成了当年父母说话的语气。岁月丰满了我的羽翼，却苍老了父辈的脊梁。彼此之间照顾的关系，亦因此倒转。

    今年一定要回家看看。领着小侄子，和父亲一起去高高的麦田里放风筝。风筝在天上飘着，我们在地上笑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