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建党80周年前夕，我曾拜访过一位老人。如今，老人过世七年多了，可每当想起他，那个穿蓝布棉袄的倔老头的身影就会浮现我面前，让人陡生许多的思念和叹息。这位老人就是1925年入党的山东著名的老共产党员张文通。

    □张贵君  论乡里辈分，我该喊他老爷爷，我从小就听关于老人的故事，也算是忠实的粉丝了。终于在那一天，我见到了传说中的“偶像”，当年他已是95岁高龄了。

    那天的情形至今记忆犹新。

    寒暄几句后，老人说，“孩子，其实我什么都不是，我只是一个老古董。”在那堆厚厚的书稿前，“老古董”给我讲故事，一聊就是一上午，思想跨越了上百年。

    老人清晰的思路大致有四个主题：应探讨“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台湾问题会水到渠成，完成祖国统一大业，视野应更宏阔；马路靠右行不符合自然规律；提倡恢复使用繁体字。

    我怔怔地听着，在当时，那些观点闻所未闻，甚至过于“怪诞”。直到多年后，我才慢慢悟出，所谓对组织和国家的忠诚，竟可以是这样另类。而类似的一些观点，今天已在坊间悄悄流传。

    这位“老古董”到底是谁？他就是1925年入党的山东著名的老共产党员张文通，我们村走出的共产党的“大干部”。与其他大干部不同的是，他没有写自己的回忆录，没把自己拍成电视剧，甚至不接受任何媒体的采访，这位抗战时期的“八支队”政委、当年的西南局财政大员、后来的粮食部主要干部，越来越鲜为人知，慢慢淡出了人们的视线。

    在泰山脚下，旧日的辉煌早就成了一片片浮云，他低调地过着自己的晚年生活，成了一位地地道道的倔老头，他每天唯一做的事情，就是撰写他的长篇治国手稿，那里有他对未来社会的美好设想。 

    我问老人：想不想再回寿光老家看看？老人淡然地说，繁华见不得，贫苦见不得，还是不回了吧。老人倔强地认为，生病最多打三天针，三天之后听天由命。老人白寿之年驾鹤西去，果然再也没有回到故乡。

    10年过去了，我写的那篇人物访记，因为老人当初的坚拒，始终没有发表。而老人撰写数年的治国手稿，大概至今也未出版。

    如今，这些记忆的碎片又漂浮起来，老人不会再拒绝吧。那个矍铄的蓝布棉袄身影又在眼前蹒跚，似乎从未走远，然而，呜呼，如此倔老头，何处再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