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面对公众为给失败发放奖金而产生的愤怒时，那些首席执行官辩称，经济收益并不完全是他们的自身行为，而是他们不可掌控之力量的产物。他们可能是有一定道理的。然而，如果这是真的话，那么，我们就有很好的理由来质疑他们在经济良好时期对超额报酬的索求。冷战的结束、全球化的贸易、资本主义的市场、个人电脑和网络的兴起以及诸多其他因素，都肯定有助于解释20世纪90年代以及21世纪初金融业的成功。

    2007年，美国各大企业的首席执行官们获得了高于普通工人344倍的工资。那么，这些首席执行官凭什么应该得到比他们的员工高这么多倍的工资呢？诚然，他们大多数都努力工作，并将自己的才能运用到工作当中。然而，让我们来考虑这一点：1980年，首席执行官的工资仅仅是其工人的42倍。难道1980年的那些首席执行官没有现在的这些有才华，也没有他们工作努力？抑或是，这些工资的差距所反映出来的偶然情况与天赋和技能无关？

    或者让我们来比较一下美国的首席执行官与其他国家的工资水平。美国顶尖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每年的平均工资为1330万美元，与之相对的是，欧洲首席执行官的年均工资是660万美元，而日本的首席执行官的年均工资为150万美元。美国的首席执行官们应得2倍于欧洲同行、9倍于日本同行的工资吗？抑或是，这些差距所反映出的因素同样与首席执行官们付诸工作的努力和才能无关呢？

    2009年年初，公众对于政府救援的愤怒纠结着美国，这表达出一种被广泛认可的观点：那些通过冒险性投资而摧毁自己公司的人，不应当得到百万美元的奖励。然而，关于奖金的争论却引发了另一些问题———当经济良好时，谁应当得到什么。那些成功人士应得市场所赋予他们的丰厚收入吗？这些丰厚收入是否取决于那些他们无法掌控的因素呢？在经济良好时期和经济低迷时期，公民之间的相互责任又意味着什么呢？经济危机是否会促进公众去讨论这些更为广泛的问题，我们将拭目以待。

    要看一个社会是否正义，就要看它如何分配我们所看重的物品———收入与财富、义务与权利、权力与机会、公共职务与荣誉，等等。一个正义的社会以正当的方式分配这些物品，它给予每个人以应得的东西。然而当我们追问什么样的人应得什么样的东西以及为何如此时，便产生了一些棘手的问题。其实，我们已经开始着手解决这些问题了。当我们仔细考虑价格欺诈的对与错、关于紫心勋章的不同主张以及政府救援时，我们已经鉴别了三种分配物品的方式：福利、自由和德性。这每一种理念都意味着一种不同的考量正义的方式。

    我们当今的一些争论反映出我们在以下问题上的分歧：将幸福最大化、尊重自由以及培养德性意味着什么？而其他一些争论则涉及这样的分歧：当这些理念相冲突时，我们该怎么办？政治哲学无法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些问题。然而，它却能够清晰地表达我们目前的这些争论，并在道德上澄清那些当我们作为民主社会的公民时，所遇到的各种可供选择的事物。

    本书探索了这三种思考正义的方式的各自优缺点。我们从将幸福最大化这一理念开始。对于像我们这样的市场社会而言，它提供了一种自然的起点。许多当代政治争论都是关于如何促进经济繁荣，或如何提高我们的生活水平，以及如何刺激经济增长。为什么我们要关心这些事情呢？最显而易见的答案就是，我们认为经济繁荣能够使我们过得更好———无论是作为个人还是作为社会整体。换言之，经济繁荣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有益于我们的幸福。为了探明这一理念，我们将转而讨论功利主义，它对我们应当如何使幸福最大化，或如何寻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以及为何如此这些问题作了最有影响力的说明。接着，我们将讨论一系列将正义与自由相联系的各种理论。这类理论大多数都强调对个体权利的尊重，尽管它们自身在哪些权利最为重要这一问题上存有分歧。在当代政治语境中，正义意味着尊重自由和个体权利这一观念至少与功利主义使幸福最大化的观念，同样为人们所熟知。例如，美国的权利法案设定了某些连大多数人都不能侵犯的自由———包括言论自由和宗教自由。环顾世界，正义意味着尊重某些普遍人权的这种观念，被越来越多地采纳。

    那种开始于自由的正义进路是一种宽泛的学说。实际上，我们目前某些最激烈的政治争论，就产生于这种正义进路内部的两大阵营———追求放任主义的阵营和追求公平的阵营。领导放任主义阵营的是一些自由市场的自由至上主义者，他们认为，正义就在于尊重和维护相互同意的成人之间所达成的自愿选择。讲究公平的阵营包括一些持平等主义态度的理论家，他们认为，不受约束的市场既不正当也不自由。在他们看来，正义需要政策来修正社会和经济的缺陷，并给予每个人通往成功之路的平等机会。最后，我们将转向另外一些理论，它们认为正义与德性以及良善生活密切相关。

    最后，我们将转向另外一些理论，它们认为正义与德性以及良善生活密切相关。在当代政治领域，德性理论经常被看成是文化保守主义和宗教右派。对于自由社会中的许多公民来说，将道德法律化这一观念是令人厌恶的，因为它具有沦为不宽容和压迫的危险。然而，以下这种观念———正义社会认可某些德性以及关于良善生活的观念———在意识形态领域中激发了许多政治运动和争论。不仅是塔利班分子，废奴主义者和马丁·路德·金也从道德和宗教理想中引申出了各自的正义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