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军政府成员虽然既有革命党人，又有立宪派和旧官僚、旧军官，成分复杂，但它仍然是一个具有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政权。军政府成立后，立即通电全国，宣告光复。同时废除清“宣统”年号，改号“中华民国”。军政府宣称“主权属于人民”，并在11月9日，颁布了具有资产阶级宪法性质的《中华民国鄂州约法》。

    军政府成立的当天，革命士兵又协商成立了一个谋略处来指挥起义成功后的军事行动。谋略处共15人，为首的叫蔡济民，是新军中的一个排长，也是日知会、文学社的成员。在10月10日夜的起义中，他是二十九标中革命士兵的带头人。由于作为军政府都督的黎元洪还对革命心存犹豫，不相信革命真能胜利，所以，此时新成立的军政府其实毫无作为，谋略处实际上成了军政府的核心。“革命幼苗刚刚出土，它是否真正能成长起来，不但以黎元洪为代表的旧官僚、旧军官，以汤化龙为代表的立宪派绅士，甚至连革命派中的那些原来的领袖人物都还觉得没有把握。在这时候，抚育幼苗的工作落到了代表革命士兵的这些年轻人手里。”谋略处的存在对革命显然起了很大的作用。当时，武昌虽然光复了，但长江上还泊着清朝的三艘兵舰，逃跑的湖广总督瑞瀓正在兵舰里面；汉口有张彪及其残部，觊觎着武昌的新政权；即便在武昌城内，还潜伏着反对革命的清兵，随时可能发动反扑。

    面对反革命势力的威胁，为保住革命成果，谋略处迅速作出扩充革命军队的决定。武汉城乡的人民群众受到革命的鼓动踊跃报名参军，仅仅五天时间就使兵额满员。革命军队成立了四个协，原属新军的兵士们分别担任新成立的四个协的各级军官。吴兆麟、杜锡钧、林翼支和张廷辅分别担任了四个协的协统。在这四个协成立后，根据革命发展的需要，接着又成立了由熊秉坤担任协统的第五协。

    武昌城内新军中五个新协的产生，使革命力量迅速壮大，革命声势急剧高涨，湖北各地也随之行动起来了。10月13日，共进会会员刘英等人起兵，占领了鄂中的京山、天门一带地区；当天，群众武装占领汉川，推举刚从狱中出来的日知会会员梁锺汉为总司令。16日，黄州、蕲春一带也由革命党人宣布光复。到了18日，驻扎宜昌的革命士兵起义胜利，宜昌又被革命者所掌控。这样，武汉的两翼、长江的上下游有了保障，革命度过了最初的危险期。

    武昌起义的枪响，引发了全中国一触即发的革命风暴。各地的革命党人在武昌首义大捷的鼓舞下，相继发动新军和会党揭竿而起，革命迅速由武昌发展到大江南北、长城内外。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巨大洪流，以摧枯拉朽之势，仿佛在顷刻间，让统治中国长达268年之久的大清王朝分崩离析。

    “皇帝倒了，辫子割了”。这八个字是当年瞿秋白对亲眼所见的辛亥革命的总结。它确实形象地说明了辛亥革命的历史功绩：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结束了中国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然而，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最后却被袁世凯所篡夺，中国依然没有走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漫漫长夜。从1912年3月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始，到1928年奉系军阀张作霖皇姑屯被炸身亡、其子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归附蒋介石的南京政府止，是北洋军阀武人统治时期。北洋军阀对外投靠帝国主义，对内实行专制独裁、复古倒退，中国弥漫着严重的社会危机。李大钊曾经哀叹：“哀哉！吾民瘁于晚清稗政之余，复丁干戈大乱之后，满地兵燹，疮痍弥目，民生凋蔽，亦云极也。”

    1912年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登上梦寐以求的大总统宝座，袁世凯并不感到满足。对这个“专横的权力主义者”而言，这个从资产阶级革命派手中得来的国家最高权力，显然是“索然无味”的。他“生长于兵间”，戎马一生，而且绝大部分时间游刃于封建专制的清王朝，他熟悉和青睐的是那种集权统一的统治方式，脑子里根本没有共和、民主之类的概念。因此，任何带有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性质的建章立制，对他都是无法忍受的约束，尤其是《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对于袁世凯的个人野心，作为资产阶级革命家的孙中山是早有认识和防备的。孙中山在南北谈判期间，就袁世凯任大总统一职提出三条附加条件：一，清帝退位，政权同时消灭，不得私授其臣民；二，在北京不得更立临时政府；三，各国承认中华民国之后，临时总统辞职，请参议院公举袁为大总统。这是孙中山企望掣肘袁世凯而设的防线，但孙的良苦用心却没有得到革命阵营中那些同盟者的支持，孙中山势单力薄，这些防线都被狡诈的袁世凯一一击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