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玉柱

    初来乍到体会纯真友谊

    那几天，招兵办门前被我们挤得水泄不通，那时我们当中最大的不过20岁，最小的只有15岁。正是从那天起，我们义不容辞地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到边疆去”的号召，卷入了那场波澜壮阔的历史洪流之中。

    1966年5月8日，经过三天四夜的火车和两小时的汽车，我们终于来到了营地———酒泉北侧四十公里外古长城脚下的边湾农场。那是一个过去劳改犯用干打垒建起的四合院营房，当时的番号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农建十一师三团八连。我在二排六班当班长。一、二男子排住东营房，三、四女子排住西营房。每班十二人挤在一个长两米、宽七八米的土坯垒的通铺上。扎营后休整了两天便开始了紧张的集训。

    因为我们担负着屯垦戍边的双重重任，所以一切都按部队编制着装、训练。每天早上军号一响便开始以最快的速度紧急集合，然后便是点名队列操练。我们连长是参加抗美援朝、西藏平叛的老兵，他爱兵但对部下要求特别严，训练中谁要稍有懈怠，就被罚站、罚正步走。几天严格军训之后，我们已被向左转向右转弄得晕头转向，两腿像灌了铅似的沉重。那些无名的狂躁、冲动和激情已经逐渐开始冷却。

    熄灯号后我们打着手电偷偷在被窝里给亲人写信，写见到的一切，写对亲人的思念。大约过去十多天，我们终于盼来了第一个休息日。天空万里无云，没有一丝风。我端着脸盆在井台旁洗衣服。那年我才17岁，离开父母就到了兵团，哪会洗衣服。那衣服在搓衣板上滑来滑去就是不打转。正好这时女子四排黄排长来井台打水，看见我那笨手笨脚的样子，顺手就接过去帮我搓了起来。黄排长也是老知青，西安人，因为她大我们几岁，我们都把她当老大姐，她把我们当小弟弟。后来连里开展“一帮一，一对红”活动，我们排和四排结成对子，从此她经常带领四排的女战士帮我们排洗衣服，拆洗被褥。很快我们也学会了自理，有一次我也学着她的样子做被子。可等做完被子一掀，我愣住了，我在缝引线时把下面铺的褥子也缝住了，多亏女排的战友们知道后主动带着针线帮我重新引了一遍才解了难。

    不久我搬进了连部任文化教员。出早操时有些女战士看我穿着皱皱巴巴的军

    装，总是抿着嘴偷笑。后来女排的战友们偷偷地把我床下衣服拿去洗了，再整整齐齐叠好放回我的床头上。那时候的人真好啊，做了好事从不留名。记得有个战士想家病倒了，整天不思饮食，指导员一了解才知是他母亲病了，便让伙房做好病号饭亲手送到床前安慰他。这事传开后没两天大家就捐款200多元，要知道那时200多元钱可是个大数目。

    大会战一人一天挖土24方

    过了不久，修渠、平田整地大会战开始了。为了调动战士积极性，有个老团长(南泥湾老干部)建议把地头上挂上羊肉奖励优胜者。你想对那些多少天没见过油水的饥饿似狼的青年人来说，那羊肉该有多大的诱惑力啊。但后来遭到批判说那是修正主义，给那个老团长贴满了大字报。从此地头上插上了毛主席语录，“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戈壁滩上一年降雨量只有几毫米。祁连山终年积雪，每当春天过后积雪融化雪水流进山下的海子里，周围的农场再修渠把海子里的水引到地里灌溉。我们那里是盐碱滩，一眼望去白茫茫一片，踩上去如履薄冰，其实那不是冰雪，那是板结的足有十厘米厚的盐碱。所以这儿没有人烟没有绿茵，只有在盐碱地边沿的沙包上偶尔挺立着几丛红柳和骆驼刺，宣告着这儿还有生命。

    每逢大会战，连长按人头下达任务。那时我们青春勃发浑身是劲，那些任务对我们男战士来说虽听着怵头但还能挺得过去，可对于那些刚到边疆的女战士来说就傻眼了。在家谁干过这样的活？一天下来十个指头全磨出了血泡。女排有个年龄最小的战士房信华竟然哭了起来，男排战友们每逢看到这些心里总是酸酸的、疼疼的，因为谁都有姊妹啊。所以后来每逢大会战便有人提议，我们加油干，完成任务再支援女排。记得有一次挖渠大会战，有人一天挖土24方(可以装一个30吨的火车皮)。出的力大流的汗多，自然饭量也就大得没谱，至今在我们连队还流传着某某某能喝两脸盆稀饭，吃24个油饼的故事。

    每逢会战结束，女排战友们总是亏着自己肚子，用省下来的窝窝头慰问我们。想想那时，若能把肚子填饱，午休时躺在太阳底下打着呼噜睡一小觉，简直就是上了天堂。

    我们团粮食不能自给，吃的粮食都是从新疆兵团调拨的。中苏关系紧张后，到处都在备战备荒，供给出现了困难。师部又从全国各地调来了散发着脚臭味的豌豆面，硬的像石头一样的高粱面，发了霉的带着苦味的玉米面。当时除了冻白菜、冻土豆没别的蔬菜。几个礼拜改善一次伙食时才能吃上一顿油饼或大油渣炒白菜。逢年过节听说要吃肉，食堂里早就排起了长队，饭盒敲得叮当响。我们吃过死马、死骆驼、死黄羊、死沙鸡、死狗、死猫、死老鼠，几乎什么都吃过。

    由于生活艰苦，许多战士开始偷偷给家写信要咸菜、要花生、要猪油。可托运到这儿往往需要几个月，有的好不容易收到包裹，打开一看东西全发霉了。有一次收工回来黄排长突然喊住我：“陈玉柱，到我宿舍来一趟。”我敲开门见一屋女战士正围着桌子吃东西。黄排长说：“这是我家寄来的猪油和咸菜。”她顺手递给我一个抹满了猪油的馒头和一块五香疙瘩咸菜，我顾不上洗手，当着那么多女生就大口吃了起来。一个抹满猪油的馒头包含了多么深厚的战友情谊啊。

    生孩子大出血，独参汤

    救了我爱人

    1967年实行军管后我被调到团部办报纸，后来连队重新组合时，我又被调往基建连，迁到了嘉峪关，从此和好多战友失去了联系。

    1975年“文革”后期，我们完成了嘉峪关氮肥厂的基建任务，驻扎进了下河清农场，我被分到了新三连。没想到黄排长也在这个连，她30多岁了还没结婚。那时我们好多年龄大的青年都已陆续成了家，我和一个成都知青结了婚，分到一间十多平方米用土坯垒的新房。虽说只有两块床板和一块水泥板搭成的桌子，但却十分满足，因为毕竟有了家啊！转年四月爱人到了临产期，西北的四五月雪还没有融化，很冷。爱人喂奶牛回来后天已黑了，她突然感到下腹疼痛，紧接着就是恶心呕吐。我吓得不知所措，急忙找来了连队的罗大夫。罗大夫一看是要临产了，送团部卫生队要颠簸十几里路怕来不及，于是让我在床上铺好卫生纸，又在床边铁丝上搭了块床单，就这样罗大夫张罗着让我爱人大口喘气、吸气、用力，几分钟后终于把孩子接生了下来。没想到孩子出来了胎盘没下来，我爱人大出血，没有了血压没有了脉搏。有个老中医黄登贵(此人曾是大军阀马步芳的军医)把脉后立即开了一剂独参汤，熬后灌下去才有了微弱的脉搏。病人需要马上输血，否则熬不到天亮。指导员郭芳启给团里打电话紧急求救，团部派了辆大卡车，连队又选派了五名强壮的战士准备输血。

    就这样输着氧气挂着吊瓶盖着厚厚的被子，在寒冷的夜晚颠簸了近2个小时，我的爱人被送到了酒泉医院。那时人已完全昏迷，经化验血色素只有3克(正常女同志是14克)。于是几个战士争先献血，经化验没有一个人是A型的，最后我说抽我的试试吧，说也巧我们俩人竟然是同一血型。由于白天劳累又加上一夜没睡，300CC血抽完后我便昏倒了，待护士让我喝完一大杯热乎乎的红糖水后我才醒了过来。紧接着是瞌睡，虚汗湿透了衣服。输血后妻子慢慢睁开了眼睛，她第一句话便问：“孩子呢？孩子没事吧？”

    刚生下一天的孩子没奶吃弱不禁风，黄排长说：“不然交给我吧”，她用被子把孩子包起来紧紧抱在怀里。你想在那种背景那种生活条件下能够主动为别人抚养刚生下一天的孩子，该是一种怎样的勇气和情意啊！因为孩子太小了，怕出现意外，指导员又找到当时任食堂管理员的付宗英爱人黄国琼商量让她带养。因为她那时已是两个孩子的母亲，老二正在哺乳期。就这样，黄国琼让自己孩子吃几口奶，急忙将奶头拔出来塞进我儿子的嘴里，顾不上自己孩子哭闹。十几天后我带着爱人出院了，见到我那憨头憨脑的胖乎乎的儿子，泪水夺眶而出……

    后来我因病和妻儿一块返城，是年儿子9个月。由于变动频繁，忙于为生活奔波，和许多战友失去了联系。好多年过去了，每逢想起那些往事，一股感激之情便从心底油然升起。啊！指导员郭芳启、连长李鸿雁、罗大夫、黄登贵大夫、黄淑叶排长，你们现在何处，身体还好吗？愿好人一生平安。

    ▲戈壁滩上的军训

    1966年，一场史无前例的上山下乡运动席卷全国。难忘那个红色的5月，一支来自西北边塞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生产建设兵团的招兵文艺演出队演沸了鲁中山城———博山。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成了我们这群刚走出中学校门的青年人唯一的追求。从此，开始书写祁连山下知识青年的传奇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