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振武被捕后，同行的时功玖赶紧与他人联络。16日凌晨3时，当他和孙武等人匆匆赶到军政执法处进行营救时，被告知张振武已经被行刑，同时，他们也亲眼看到袁世凯捕杀张振武的军令。该令根据黎元洪密电，由陆军总长段祺瑞副署。孙武震惊无言，同行的刘成禺愕然说：“我不知竟死得这样快！”

    如此残杀革命功臣，举世皆惊。8月18日，张伯烈领衔向参议院提出了《质问政府枪杀武昌起义首领张振武案》，控袁、黎“口衔刑宪，意为生杀”。翌日，参议院破例讨论质问案，刘成禺愤言道：“观政府杀人之手续，直等于强盗之行为。以冠冕堂皇之民国，而有此以强盗行为戕杀人民之政府，违背约法，破坏共和，吾人亦何不幸而睹此！且推此义也，则凡民国起义之功首，造成共和之巨子，皆可一一捕杀之，任凭其为帝为王矣！”会场气氛悲愤异常。在连续3天的参议院会上，共和党、同盟会议员以从未有过的一致态度，共同谴责袁世凯和黎元洪。

    但是，狡诈的袁世凯早有脱身之策。21日下午，他请民社派参议员时功玖、张伯烈、刘成禺等到总统府面谈。袁说：“黎副总统来电，指陈一切，非常厉害，仿佛不即杀之，必足以发生大乱，妨害治安者。故不得已，用快刀断绳办法。其所行种种不法事项，多在湖北，诸君均属鄂人，如不治之，乱将如何？”他将杀人之过全部算到黎元洪头上，自己则表现得非常无辜，让众人无言以对。袁世凯此招一举两得，既除掉心腹大患张振武，又搞臭湖北军政府的黎元洪，而自己则摆出无可奈何的架势，结果张振武被杀一案也就不了了之。如果说杀害张、方袁世凯还能诿过他人，那么，杀害宋教仁则是袁世凯直接下的毒手。

    宋教仁，湖南桃源县人。自小淡泊科举功名，关心天下大事。1902年，在武昌就学的他结识黄兴，两人从此成为莫逆之交。11月4日，宋教仁以赴黄兴30岁寿宴为名，与黄兴、刘揆一、陈天华、章士钊等在长沙黄宅筹创华兴会。1903年2月，华兴会在长沙正式成立，选黄兴为会长，宋为副会长。宋教仁在华兴会的活动初步显露出卓越的组织才能。7月，他在武昌发起创建“科学补习所”，以此为掩护，在新军和学校中开展革命活动并策划起义。起义失败后，潜赴日本，继续从事革命活动。

    1910年春，长江中下游流域革命力量骤增，宋教仁从日本返抵上海，担任《民主报》主笔，他以“渔父”笔名撰写大量宣传革命的文章。1911年7月，宋教仁与谭人凤、陈其美在上海组建同盟会中部总会，亲任总务干事。他亲自来往于上海、两湖各地，积极发展中部总会分会，筹款购买武器弹药，推动长江中下游流域的革命进程。武昌起义成功后，宋教仁对军政首脑大权旁落深为警惕，他试图策动黄兴为湖南湖北大都督，未成功，又转而从地方政权建设入手，起草《鄂州约法》，经审定，随即由军政府颁布。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共和制宪法性质文件，体现了近代西方民主精神。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宋教仁被任命为法制院院长。他很快就起草了一部宪法草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法》，仍然主张内阁制，并被孙中山所接受。以后出台的《临时约法》，就是以宋教仁的《鄂州约法》和该宪法草案为蓝本的。

    宋教仁热心于政党政治，他将组织政党视为民主共和的头等大事。他计划以同盟会为基础，将其改组为一个带有建设性质的、有制衡作用的议会型政党，以“从事于宪法国会之运动，立于代表国民监督政治之地位”。在他积极而艰苦的努力下，终于促成了同盟会与当时其他党派所谓联合，形成了一个颇具声势的新党———国民党。

    1912年8月25日，国民党在北京召开会议，正式宣告成立。孙中山虽被推选为国民党理事长，但他委托宋教仁代理，因此，实际上是宋教仁一手领导国民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