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70年代，福特汽车公司的平托是美国销售量最好的超小型车之一。然而不幸的是，当另一辆车从后面撞上它时，它的油箱容易爆炸。有500多人因为自己的平托突然着火而丧生，有更多的人严重烧伤。然而，公司的经理们作了一项得失分析后认为，修补这种油箱所获得的利益，并不值得他们在每辆车上花费11美元。这是给每辆车装上一个可以使油箱更加安全的设置所需要的花费。福特估计，如果不作改变的话，这种油箱可能会导致180人死亡和180人烧伤。然后，它给每一个丧失的生命和所遭受的伤害定价：一条生命20万美元，一种伤害67万美元。它将这些数目以及可能着火的平托的价值相加，计算得出，这一安全性改进的总收益将是4950万美元。而给1250万辆车逐一增加一个价值11美元的装置，将会花费1375亿美元。因此，该公司最后得出结论，维修油箱所用的花费，比不上一辆更安全的汽车所带来的收益。得知这一研究，陪审团异常愤怒。
当美国环境保护署试图回答这一问题时，它也引起了道德愤怒，不过却是另外一种愤怒。2003年，美国环境保护署递交了一份关于新的空气污染标准的得失分析。该机构给人类生命定了一个比福特更为慷慨的价格，可是却有一个根据年龄而调节的变量：因更加洁净的空气而获救的每条生命，价值370万美元；年龄超过70岁的老人除外，他们的生命被定价为230万美元。在这不同的价格背后，是一种功利主义的观念：挽救一个老人的生命比挽救一个年轻人的生命所带来的功利要少。
老年人的支持者们并不这样认为，他们抗议这种“老年人的折扣”，并认为，政府不应当给年轻人的生命设定比年老人的生命更高的价格。由于受到这一抗议的冲击，环境保护署很快取消了这一折扣并撤回了该份报告。功利主义的批评者们用这些情形来证明，得失分析具有误导性，并且给人类生命定价的这一行为，在道德上是愚蠢的。得失分析的拥护者们对此并不同意。他们认为，许多社会选择都暗含着用一定数量的生命来交换其他物品和便利设施。他们坚持认为，无论我们承认与否，人类生命都具有价格。
例如，汽车的使用要求一种可预期的生命损失：在美国，每年有超过四万人死于车祸。然而，这并没有导致我们这个社会放弃汽车。实际上，它甚至都没有导致我们设定一个更低的限速。在1974年的石油危机中，美国国会下达了一个每小时55英里的全国限速。尽管此目的在于节约能源，可是，更低的限速效果之一就是更少的交通死亡事故。
到了20世纪80年代，美国国会取消了这一限制，大多数州都将限速提高到每小时65英里。驾驶员们节省了时间，可是交通死亡数量却增加了。在那个时候，没有人进行一项得失分析，以裁定高速驾驶所带来的利益是否高过丧失生命所产生的费用。然而，若干年以后，两位经济学家做了这道算术题。他们设定，更高限速的好处之一就是更快地往返于家庭和工作；他们计算了这节省下来的时间所产生的经济效益(以平均每小时20美元计算)，并用这一收益除以额外的死亡数目。他们发现，为了方便开得更快，美国人实际上将人的生命价格定在每条生命154万美元。这就是每小时多开10英里所导致的每例死亡的经济收益。
得失分析的倡导者们指出，通过每小时开65英里而不是55英里，我们含蓄地将人类生命价格定为每条生命154万美元———这远远少于美国政府机构在设定污染标准和健康安全条例时，一般所使用的数字：每条生命600万美元。因此，为什么我们不明确这一点呢？他们认为，如果我们不可避免地要用某种程度的安全来交换某些利益和便利，那么，我们应当睁大眼睛来进行此类交换，并应当尽可能系统地比较利益得失———即使这样做意味着要给人类生命标上价格标价签。功利主义将我们在给人类生命设定货币价格时所表现出的退缩倾向，看做是一种我们应当克服的冲动，是一种妨碍清醒思考和理性社会选择的禁忌。然而，对于功利主义的批评者们而言，我们的犹豫涉及一些具有道德重要性的东西———亦即这样一种观念：我们不可能在一个尺度上衡量和比较所有的价值和物品。
我们并不清楚该如何去解决这一争论。然而，某些具有经验主义头脑的社会学家却尝试过。20世纪30年代，社会心理学家爱德华·桑戴克试图证明功利主义的以下假设：我们有可能将自己的那些貌似迥然不同的欲望和厌恶，转化为与快乐和痛苦有关的通用货币。他对一些受政府救济的年轻人进行了一项调查，询问他们，如果让他们遭受各种不同的经历，需要付他们多少钱。桑戴克认为他的发现支持了这样一种观点：所有的物品都能够在同一尺度上加以衡量和比较。“任何存在的需求或满足，都以一定量而存在，因此就是可度量的。”
然而，桑戴克的价目表所具有的荒谬特征，却表明了这种比较的荒诞性。我们真的能据此得出结论说：那些答题者认为在堪萨斯农场的生活前景的讨厌程度，要三倍于生吞一条蚯蚓吗？抑或，是否这些经历是如此不同，以致于我们不能作出有意义的比较呢？桑戴克承认，有三分之一的答题者声明，即使再多的钱也不能诱使他们遭受其中某些痛苦，这表明他们认为那些“是极度令人厌恶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