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的俄国十月革命，像一声惊雷，震惊了20世纪的东西方世界。成千上万在艰难曲折的救国道路上摸索的中国人，仿佛看到了黎明的曙光，他们欢欣鼓舞、热情洋溢地赞美这个“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克主义在中国迅速被介绍和接受，这一股“从近东卷到远东”、“直要锤匀了锄光了世间的不平不公”的“北极下来的新潮”，不啻是“黑暗里突然”透出的“一线儿红”，它激励中国的先进分子开始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

    就在李大钊、陈独秀和陈望道、瞿秋白等有识之士热情宣传俄国革命的同时，苏俄和共产国际的领袖列宁和他的战友们正穿过硝烟弥漫的内战及列强干涉的战火，将视线投向遥远的中国。从1919年开始，一个接一个行踪不定的秘密使者，冲破重重险阻，不远万里来到中国。

    1919年3月，俄共第二次西伯利亚代表大会在鄂木斯克秘密召开，会上提出要在远东设立俄共中央委员会西伯利亚局的情报宣传机关，以便与东方及美国的共产主义者保持联络，同他们交换情报，进行书面和口头的宣传和鼓动工作。随后的报告中还提出在西伯利亚局下面设立一个远东各国(包括中国)代表参加的东方局。这样，对远东和中国的接触以支持苏俄更大力量的行动正式开始了。

    到中国进行活动的第一位正式的公开使者是维经斯基，他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出了重要贡献。在维经斯基来华以前，还有几位俄国友人来华进行秘密活动，由于对他们在华活动的记录非常少，故而显得比较神秘。

    根据有关回忆录和其他资料，这几位“鲜为人知的密使”的面目才得以浮出水面，这几位密使分别是布尔特曼、波波夫、阿格辽夫、波塔波夫等。

    根据布尔特曼的传记，可以知道布尔特曼于1900年出生于俄国敖德萨一个职员家庭，全名为纳乌姆·格里戈里耶维奇·布尔特曼。

    1915年前后，他随父母迁居中国哈尔滨，1918年夏成为俄共哈尔滨秘密支部的成员。1919年2月，布尔特曼因在符拉迪沃斯托克煽动学生运动被学校开除，回到哈尔滨后继续从事地下工作。据说，他于该年3月接受哈尔滨的布尔什维克组织的指示赴华北进行革命活动。到天津后，他与当地的学生接触，不久又和北京的李大钊、邓中夏取得了联系。1920年1月15日，布尔特曼接受组织命令，悄悄地离开天津。根据这部分文字，一个青年布尔特曼的身影依稀呈现在人们面前。

    在缪勒尔1957年写成的回忆录中，布尔特曼的“容貌”进一步清晰起来。在缪勒儿到达天津以前，布尔特曼已经与天津和北京的高等院校的进步学生建立了广泛的联系，也与李大钊建立了密切的个人关系。布尔特曼称李大钊是一个“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向中国学生介绍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并经常讨论中国的问题，所以几乎每天晚上都会有各种团体到布尔特曼的公寓。

    然而，无论是布尔特曼的传记，还是缪勒尔的回忆录，虽然都证明了布尔特曼在中国的活动的真实性，但都在有意无意地回避布尔特曼来华的正式身份，也就是布尔特曼到底是不是俄共或共产国际对中国派出的正式代表？在布尔特曼死后的悼词中没有提到有关布尔特曼在中国的记录。

    另外，在布尔特曼所属的俄共中央委员会西伯利亚东方民族处的报告中，曾列举了几位在中国活动的俄国人，却没有提到布尔特曼。

    多年来，布尔特曼是一个让人难以捉摸的谜。不过，据日本学者石川祯浩教授《中国共产党成立史》一书的介绍，依据《东方经济学家》编辑的《致三浦铁太郎的信》验证了布尔特曼的一些个人情况，并综合俄日两国档案，人们可以得知这个神秘的布尔特曼的行踪：布尔特曼是俄共远东局东方民族部委员，1920年6月初到伊尔库茨克，在远东局工作，8月成立远东局东方部，担任主任，主管哈尔滨和中国内地的活动。

    1920年1月15日，布尔特曼离北京经蒙古回苏俄。1921年，死于手枪走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