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秋天，《福布斯》杂志都会公布一份全美最富的400人名单。连续十多年来，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都是位居榜首；当他于2008年摘得桂冠时，《福布斯》估计他的净资产为570亿美元。这一行列中的其他成员包括投资家沃伦·巴菲特(排名第二，净资产500亿美元)、沃尔玛的拥有者、谷歌和亚马逊的创始人、各类石油大亨、对冲基金管理者、媒体大腕、房地产大亨、电视脱口秀主持人奥普拉·温弗里(名列第155位，净资产27亿美元)以及纽约扬基队的所有者乔治·史坦布瑞恩(名列最后一位，净资产13亿美元)。

    美国经济上层的财富是如此巨大，即使是在一个经济较弱的州，成为一个亿万富翁都不足以进入《福布斯》400强。实际上，美国最富的1%的人口拥有整个国家1/3的财富，超过了底层90%的家庭所拥有的全部财富之和。那些位于顶层的前10%的美国家庭，吸纳了41%的全部国民收入，并持有71%的全部财富。

    美国经济上的不平等要比其他民主国家更为过分。有些人认为这种不平等是不公平的，并支持向富人征税以帮助穷人。而另一些人则反对这一点。他们认为，假如这种不平等的产生并没有伴随着强迫或欺骗，而是形成于人们在市场经济中所作出的选择，那么，这种不平等就并非不公平。

    谁是正确的呢？如果你认为正义就意味着使幸福最大化，那么你可能会基于以下的理由而支持再分配：假设我们从比尔·盖茨那里拿走100万美元并分发给100名贫困的领受者，每个人给1万美元，那么，总体的幸福会增加。盖茨几乎不会想起这笔钱，而每一个领受者则会从这1万美元的意外之财中获得巨大的幸福，他们集体功利的上涨会多于盖茨的功利的下降。

    这种功利主义的逻辑能够被扩展至支持一种非常激进的、关于财富的再分配，它可能让我们把钱从富人那里转给穷人，直到我们从盖茨那里所拿走的最后一美元，对他所造成的伤害与跟它对受助者的帮助一样多。

    这种罗宾汉式的情形至少容易受到两种反驳：一种来自于功利主义内部的思考，另一种则来自于功利主义的外部。第一种反驳担心，高税率，尤其是收入的高税率，会降低人们工作和投资的动机，从而导致生产力的下降。如果这个经济的大蛋糕缩水了，再分配减少了，总体的功利水平也会下降。因此，在向比尔·盖茨和奥普拉·温弗里征太重的税之前，功利主义者可能得先询问一下，这样做是否会导致他们工作少一些，从而收入少一些，最终减少再分配给穷人的那部分金钱的数量。

    第二种反驳认为这些计算跑题了，它认为，向富人征税以帮助穷人是不正当的，因为这侵犯了一种根本性的权利。根据这一反驳，即使为了一个很好的理由，未经盖茨和温弗里本人的同意而从他们那里拿钱，就是一种强迫。这侵犯了他们用自己的钱做任何他们喜欢之事的自由。那些基于这些理由而反对再分配的人经常被称为“自由至上主义者”。

    在《资本主义与自由》一书中，美国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认为，许多被人们广泛接受的政府行为，都是对个人自由的非法侵犯。社会保险或任何强制性的、国家运营的退休项目，都是他所列举的主要事例。他质问道：“如果一个人有意选择为今天而活，为了当下的享乐而使用他的资产，故意选择一种穷困潦倒的老年生活，那么我们又有什么权利阻止他这么做呢？”我们可以呼吁这样的人为了退休后的生活而节省开支，“可是，我们是否有权利运用强迫手段，来阻止他去做那些他选择去做的事情呢？”

    弗里德曼基于同样的理由反对最低工资制度。政府没有权力来阻止雇主给工人们支付他们所乐意接受的任何工资———而无论它有多低。政府在制定反雇佣歧视法时，也同样侵犯了个人权利。如果雇主希望基于种族、宗教或任何其他因素而有所歧视的话，那么政府没有权力来阻止他们这样做。在弗里德曼看来，“这种立法明显地干涉了个体与他人自愿达成协议的自由”。

    行业执照的要求也错误地干涉了选择的自由。如果一个未经过培训的理发师想要给公众提供不太专业的服务，并且有顾客愿意冒险尝试一次价格低廉的理发，那么政府就无权禁止这一交易。弗里德曼将这一逻辑拓展至职业医师。如果我想做一次便宜的阑尾切割手术，我应当能够自由地雇用任何我所选择的人，而无论他是否拥有职业医师资格证书来做这份工作。大多数人确实都希望能够确保他们的医生的能力，而市场能够提供这样的信息。弗里德曼提议，与依赖于政府给医生颁发证书不同，病人可以将那些私人性的评级服务如《消费者报告》或《好管家》，作为一种认证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