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悬置任何有关初始获得的问题，让我们来想象一下：诺齐克提议，你应当根据任何一个你认为是正义的模式———如果你喜欢的话，可以是一个完全平等的分配———来设定收入和财富的初次分配。现在篮球赛季开始了，那些想看乔丹打球的人每次买票的时候都在一个盒子里放上五美元，盒子里的收益归给乔丹。当然，在实际生活中，乔丹的工资是由持有人从本队的收入中支付的。诺齐克的这种简化了的设想———球迷直接付钱给乔丹，是为了将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在自由交换这一论题上。

    由于很多人热切地想看乔丹打球，因此上座率很高，放钱的那个箱子变得很满。到赛季的末期，乔丹获得了310万美元，这远远多于其他人。结果，初始分配———你认为是正义的那种———再也不存在了。乔丹拥有更多，其他人拥有更少，而这种新的分配完全源于自愿的选择。谁有理由抱怨呢？不是那些出钱看乔丹打球的人，他们自由地选择了买票；也不是那些不喜欢篮球并待在家里的人，他们并没有在乔丹身上花一分钱，与以前相比也没有损失任何东西；当然更不是乔丹，他选择打篮球以换取一笔可观的收入。

    自向乔丹征税以资助那些帮助穷人的项目———不仅推翻了自由交易的结果，它还由于拿走乔丹的收入而侵犯了他的权利。这实际上迫使他违背自己的意愿，而作出一份慈善贡献。

    那么，向乔丹的收入征税到底错在何处呢？根据诺齐克的观点，道德上的风险要重于钱财。他认为，在这里受到威胁的，正是人类的自由，其推理如下：“向劳动所得征税就等同于强迫劳动力。”如果政府有权索要我的一部分财产，那么它就也有权索要我的一部分时间。政府也可能会要求我花费30%的时间为它工作，而不从我这里拿走30%的收入。然而，如果政府能够强迫我为了它的利益而工作，那么它在本质上就对我拥有一种所有权。

    当然，即使是最激进的个人所得税，也不会索要人们100%的收入，因此，政府并没有声称，它完全拥有那些向其纳税的公民。可诺齐克坚持认为，它确实声称拥有我们的一部分———而不管是与我们超过最小政府而必须支付的、用于支持各种慈善事业的那部分收入所对应的哪一部分。

    1993年，迈克尔·乔丹宣布退出篮球生涯，芝加哥公牛队的球迷顿时失去了亲人。他后来又复出了，并带领公牛队又夺得了三次冠军。然而，让我们假设一下，如果芝加哥市政厅或国会为了抚慰芝加哥公牛队球迷们的悲恸之情，而通过投票要求乔丹继续打下一个赛季的1/3的比赛的话，那么，大多数人会认为这样一个法律是不正义的，是对乔丹的自由的一种侵犯。可是，如果国会不能强迫乔丹重返篮球场，那么，它又有什么权力强迫乔丹放弃他靠打篮球所得的1/3的收入呢？

    那些支持通过税收来重新分配收入的人们，对自由至上主义的逻辑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反驳，而这些反驳大多数都能够得到解答。税收并不像强迫劳动那样糟糕。如果你被征税，那么你总是可以选择少工作一点以交更少的税；可是如果你被强迫劳动，你就没有这样的选择。有的人喜欢观看日落，而有些人更喜欢那些需要花钱的活动———比如去电影院，出去吃饭，坐游艇航行，等等。为什么那些喜欢休闲的人，应当比那些更喜欢消费活动的人，交更少的税呢？

    让我们来考虑这样一个类比：假如一个小偷闯进你家，他的时间只能允许他要么偷走你那价值1000美元的平板电视，要么偷走你藏在床垫下的1000美元。你可能会希望他偷走电视，因为你后来可以选择是否再花1000美元来代替它。可如果小偷盗走了现金，那么就不会给你留出这样的选择了。

    迈克尔·乔丹并非单人作战，因此他欠那些对他的成功有所贡献的人。自由至上主义者的回答：乔丹的成功确实依赖于他人，篮球是一种团队体育。人们不可能支付310万美元来看他在一个空荡荡的篮球场上自由投篮。如果没有队友、领队、教练、裁判员、广播员以及场地维护人员等，他就不可能获得那么多收入。

    不是真的没有经过乔丹本人的同意而对他征税。作为一个民主国家的公民，在制定他所遵从的法律时他能够表达自己的观点。乔丹很幸运。他幸运地拥有那使他在篮球方面取得卓越成就的能力，并幸运地生于这样一个社会，它奖励那种腾跃空中大灌篮的能力。无论乔丹如何努力地去发展他的技能，他都不能声称自己有资格获得这些自然天赋，以及他有资格生活在一个喜欢篮球并愿意为之支付高报酬的时代。这些并不是他所作所为的结果。因此我们不能说他在道德上有权利保留他的能力所带来的所有收入。共同体为了公共的善而对他的收入征税，这并没有对他做什么不义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