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石击起千层浪，来自上海的邀请引起各地党组织的热烈响应，各地纷纷召集成员开会，讨论选派代表的大事。

    中国留日学生党组织如期接到来自上海的通知。当时，在东京的施存统和在鹿儿岛的周佛海都是党组织中的活跃分子，但由于施存统来日不久，正忙于功课，而周佛海却早有趁暑期回上海之念。于是，周佛海便顺理成章地成了留日学生党组织的代表。

    此外，武汉的党组织派出了董必武、陈潭秋，济南的党组织派出了王尽美和邓恩铭，都在六七月间来到上海。就在各地党组织纷纷响应上海的召唤，推选代表、准备启程、赶赴上海之际，上海党组织作为发起者和东道主更是忙得不可开交。李达、李汉俊义不容辞地承担了会议的联络、筹备和会务工作。

    会址的选定和外地代表的食宿等具体事务都由李达负责，李达的妻子王会悟是一个相当能干的新女性。王会悟，1898年出生于浙江乌镇的一户书香门第，按辈分，她是沈雁冰的表姑。16岁那年，从嘉兴女子师范预科苦读一年后回乡教学的王会悟，把乡村私塾办成了桐乡第一所女子小学，开设了国文、算术等课程，又极力宣传妇女解放的新观念，如反对童养媳、鼓励女孩剪辫放足等，将社会进步的新风带到闭塞的乡村。

    1919年，王会悟生命中最重要的一年，她被新时代所召唤，来到开风气之先的上海，在中华女界联合会做文秘工作，这是她真正从事妇女解放工作的开始。就在这里，她邂逅了她的人生伴侣。文质彬彬、才华横溢的李达让王会悟敬佩不已，而王会悟的婉约聪慧以及作为新女性强烈的求知欲，也让李达一见倾心。

    筹备一大时，王会悟已经是上海女界联谊会理事、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和《妇女声》杂志社编辑，广泛的社会工作使她在上海结交了不少人。李达将安排到会代表的住宿、会场选址以及安全防范等问题，都和妻子王会悟商议解决。关于住宿，王会悟立即想到了博文女校的校长黄绍兰。当时正值暑假，学生都已经离校，整个学校基本都是空着的，正可以借来一用。

    于是，王会悟便提议李达动这个脑筋。李达知道黄绍兰的丈夫黄侃是北京大学文学系著名教授，与陈独秀有同事之谊；此外，在辛亥革命时期，黄侃还与武汉代表董必武共事，有一定的交情。分析这样的人际关系，夫妇俩曾一度决定由董必武致信黄侃、黄绍兰夫妇，以安排“北京大学暑期旅行团”成员住宿的由头，开口租房，借博文女校小住。但最后考虑到这个方案过于兴师动众，反而引发对方的顾虑，甚为不妥，干脆由王会悟亲自出马，与黄绍兰直接联系。王会悟曾经做过徐宗汉的秘书，与黄绍兰也是相熟的。通过这种女性之间的私交，可能枝节更少。果然，此事一谈就妥，黄绍兰爽快地答应了。包惠僧对此的回忆是：“付了两个月的租金，只住了二十天左右。租下房子后，细心的王会悟又赶紧买回几张苇席，7月的上海天气相当炎热，备下苇席，可以让到会的代表打地铺用。

    接下来是选择开会的地址。这次，她把目光落到了与博文女校仅有一站之遥的李公馆。李公馆位于法租界贝勒路与望志路的交叉口，环境僻静，行动方便，前后门均可出入。还有一个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是，有李书城这样的“大官”身份作掩护，可以减少干扰。总之，这里用来开会是再好不过的了。王会悟的建议让李汉俊茅塞顿开，深深感佩王会悟的“精明”，自己处身其中，反而没有这样的“慧眼”。于是，会址就这样被选定在了李公馆。落实了会址和代表们的食宿，李达的心中就像一块石头落了地。他非常钦佩和感激妻子王会悟，在关键时刻鼎力相助。

    不几天，李达就迎来了第一个客人———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张国焘。张国焘因为也是筹备会议的成员之一，所以，他早早就离开北京前往上海，途径山东时，他停留了一天，王尽美和邓恩铭这两个年轻人也接踵而至。不久，各地代表就陆续到达了。董必武先在湖北善后公会住了些日子。毛泽东一来就住进了博文女校，但住了几天之后，看样子其他代表还一时到不了，就到杭州、南京去跑了一圈，直到最后一名代表陈公博到上海，“九个临时寓客”才都住进了博文女校。静寂的女校，一下子热闹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