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评论员 张金岭

    没有想到，动车事故遇难者家属在温州期间的吃、住等费用，也是包含在91.5万元的赔偿款里的。正是这个细节，看出遇难者家属在整个善后处理过程中的境况。正在进行的善后工作，和以往类似事故的处理模式差不多，本来应该由遇难者家属和铁道部双方平等谈判决定的事，实际上呈现出某种复杂形态。准确地说，就是本来应该作为中立第三方的地方政府，在遇难者家属和铁道部的博弈中，和铁道部一起，成了坐在遇难者家属对面的谈判对象。这样的处理方式，把本来应该由铁道部承担的压力，分散给了遇难者所属的各个地方政府。一个重创人们生命安全的垄断部门，却把风险分散给全社会，让大家共同为它埋单，这样一来，铁道部还会有真正意义上的风险意识吗?其改革的动力从哪里来?这些年来，铁路的重大安全事故频发，不知这是否深层原因之一。这样的处理模式，也许有现实原因，比如，在一个社会矛盾较为集中且矛盾激化的燃点很低的时期，迅速调动强大的社会资源，以集约化的方式应对突发事态，有可以理解的地方。但应看到，这样的善后处理格局中，面对铁道部这个强大的垄断躯体，面对地方政府，遇难者家属必然会成为弱小的一方，其应有的平等的谈判主体地位，会被不同程度地扭曲甚至消解，其他更为重要的权益诉求，比如了解更多真相的要求、更人性化的渴求等等，都可能被主导善后进程的强大力量裹挟而去。看似高效率的善后工作背后，是否会同时积累起更多的怨愤，实在是一件值得担忧的事情。如果这种更符合维稳逻辑的善后是特殊的阶段性国情必须付出的代价，那这个代价，似乎也不该由弱者独自承担。在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形成的今天，只有在法制的轨道上，遇难者家属才能找到和铁老大平等的谈判地位。但这种进步是需要前提的，比如公共舆论对遇难者家属的智力和道义支持，精英阶层尤其是法律精英们的专业援助等等。回顾过去，重大事故的善后处理，如果每次都能朝这个方向改进，那么今天，我们也许早就不用依赖这种以维稳为基本考量的集约化处理方式了。但愿今后，不会再有人重复今天遇难者家属们正在经受的煎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