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丁堡是座石头城，花岗岩堆出的历史，静卧在思古幽情中。走在圆石排砌的古路上，似乎依然能听到当年甲士坐骑铁蹄撞击路面的声音。现代人迷恋古代的东西，因久远而亲近。那斑驳的墙体，那高耸的钟楼，那雕花的木门，那伟岸的雕塑，喃喃叙述着风雨故事。老城以青灰色为主调，在白云蓝天的映衬下，使人觉得只有冷色才明亮，因为有分量，有纵深感，有庄严气势。维多利亚时代是帝国鼎盛期，盖房子不计成本，重点项目建造几十年，甚至上百年，很多材料选自意大利与德国，因为精心，所以经久。

    爱丁堡人的环保意识有深度，既关心自然环境，也关心人文环境，对文化忠诚的民族让人觉得踏实。该市的地方法规要求，建新楼宇必须保护旧有墙体，内部设施可以非常现代化，但一定要留下历史面孔。相比之下，老北京已经没了模样，只在水泥森林中残存着依稀痕迹，如果当年完整地保存下来，光靠旅游，首都的日子就会很殷实。不知为什么，当年的决策者喜欢古书，不喜欢古城，执意要破坏一个旧世界，建设一个新世界。建筑学家梁思成对拆旧方案痛心疾首，着实大病了一场，一介书生，反对也没用，知识不转化为权力意志，只是书斋里的自言自语。

    爱丁堡有座英王行宫，深深缩在宽大庭院的林木后面。附近的皇家园林已经开放，原来帝王遛马的地方，如今成了市民乐园，三三两两的跑步者散在自然角落里，草地、丘陵、湖泊、树林，还有新鲜的空气、静谧的大海。如果不是刻意保留，城市里绝没有这样自由生长的原始生态。我们看着相当兴奋，除了“漂亮”之外，说不出别的词儿来，面对真正的美，语言倍感苍白，只能替换着拍照。一位老者走上前来，要帮我们合影，“all of you”，他用指头画了个圈，把我们都圈在里面，主动申请服务的人，我头一次遇到。

    王宫前有一英里石板路，斜着通向悬崖古堡，那里三面峭壁，高不可攀，正面是坡地，一泻千里。遇到乱世，可行乌龟战法，先躲在躯壳里养精蓄锐，任敌人在外面耗得筋疲力尽后，再放出军阵决战。中国没有古堡，只有城墙，围在里面的不仅有军队与贵族，还有百姓，汉民族的统治者重视子民的追随，无民便无君，犹如无水便无舟。

    我们驱车路过一个广场，高台上有四个年轻姑娘正在表演踢踏舞，动作劲爆高速，旋风一般的节奏让人喘不上气来，皮鞋敲击地面的声音清脆而有弹性，上半身端庄，纹丝不动，下肢挽出了各种花型。姑娘们的表演没有几位观众，属于自娱自乐、强身健体，艺术弥漫于日常生活，才是高质量的人生状态。原装踢踏舞出在爱尔兰，北爱尔兰流行也不奇怪，苏格兰人能跳得这么好，就很特别了。爱丁堡是座审美情调浓郁的城市，每年都举办国际艺术节，在过度物质化的社会里，这是别样幸福。

    爱丁堡大学在英国排位靠前，是国人最早涉足西学之处，中国第一位旅欧留学生黄宽就在这里读书，1857年毕业，拿到了医药学博士学位。国学名家辜鸿铭也曾在这里求学，他是前清的活文物，民国时还梳着辫子，对西学的熟悉程度超过许多西学专家，批判语言格外尖刻，刺在痛处，引起了西方人的重视，说是到了中国，可以不去参观故宫，但是不能不见辜鸿铭。辜氏像痛恨西学一样热爱国学，精华与糟粕通吃。他最聪明，也最糊涂，有时故意用糊涂来表达聪明，是地道的学术狂人。

    爱大的孔子学院是座三层的西洋石头小楼，门口有一尊国家汉办赠送的孔子半身塑像，慈眉善目，相貌端庄，比流行的孔子画卷顺眼，画上的孔子如打鬼的钟馗，不像传道者，而像驱邪者。我们见到了该院的外方院长，她基本不懂汉语。在中国，让一个不熟悉英语的人担任英语系主任，是不可思议的事情。看着这位优雅的英国女士，我感到他们在敷衍中国人，但愿这是错觉。中国的软实力比硬实力软，在世界文化版图中处于弱势地位。经济富强是数字事实、刚性现象，别人不愿意承认也不得不承认；而文化评价带有主观性，缺少客观标准，“他者”必须改变思维定式，这需要时间。

    别的老师上课时，我到孔子学院的后花园散步，无声地踩上松软的草坪，依然惊走了林间的几只野鸟。在地上拾到一支漂亮的羽毛，夹到了笔记本里留作书签，暗笑自己有些“小资”，而且资深。入冬季节，花都谢了，心生淡淡眷恋，学人成为闲人，无比惬意，远离工作，远离思考，只剩自己和这后花园，情愿永沉梦中。绿茵丛中有几个人在打高尔夫球，推着球车越走越远，消失在密林背后。视线尽头飘入幻觉，失神后的冥冥中，灵魂游离了肉体，自由自在地飞翔……

    徐宏力，博士，教授，青岛大学副校长，青岛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副主席，教育部高等学校文化素质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从事美学与国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