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容许某些人随意界定他人财富为“合法”或“不义”并随意进行“智取”或“力取”，那么，这个社会一定会成为弱肉强食的丛林世界。

    安立志(曾用笔名燕楠、公冶平)，在国内杂文、评论征文中曾获奖数十次，连续多年获山东省杂文一等奖。随笔《薛蟠的文学观》即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智取生辰纲”是《水浒传》开篇第一个多人参与的重大案件。这个故事为什么能够列入中学课本用来教育青少年？除了写作技巧，更在于主题思想，那就是智取生辰纲的正义性。

    人们涂抹在智取生辰纲上的“正义”油彩，是建立在搜刮生辰纲的“不义”之上的。刘唐是此案的始作俑者，他在向晁盖报信时就很直接地指出，“不义之财，取之何碍？”金圣叹竟两次为之作注：“可见是义旗。”并以此标定了抢劫生辰纲的正义旗帜。关于生辰纲这批财富的性质，晁盖等人在誓词中说得清楚：“梁中书在北京害民，诈得钱物，却把去东京与蔡太师庆生辰，此一等正是不义之财。”施耐庵也为之提供诗证：“只因不义金珠去，致使群雄聚义来。”由此可见，不唯故事的当事人，包括小说的作者与批注者，都把生辰纲视为不义之财，都把劫取生辰纲视为正义之举，从而把晁盖等人的抢劫作案视为英雄行为。

    吴用在拉三阮作为同谋时这样说：“目今朝内蔡太师是六月十五日生辰。他的女婿是北京大名府梁中书，即日起解十万贯金珠宝贝与他丈人庆生辰。”在宋代，作为地方领导的梁中书用搜刮来的民财作为生日礼物，孝敬身为中央领导的岳父蔡京，这当然是典型的腐败行为，这十万贯金珠宝贝当然是不义之财。然而，从梁中书的“不义”中是否就一定能够推断出晁盖等人的“正义”？光天化日之下的抢劫应否成为竞相讴歌的英雄行为？黑恶势力抢劫贪官污吏应否成为“政治正确”的价值理念？读者的思维往往就此止步。

    应当指出的是，晁盖等人劫取生辰纲，并非为了“杀富济贫”，吴用先生有言在先,“聚几个好汉向山凹僻静去处取此一套不义之财，大家图个一世快活。”晁盖等人劫取生辰纲，既不是为了“济贫”，也不是为了公益，而是装进了他们七人的腰包（晁盖上梁山后分给小头目并小喽啰若干，数目不详。见第二十回）。由此可见，这十万贯财宝，只是完成了在不同所有者之间的两度转移，在通过梁中书之手完成了从黎民百姓到贪官污吏的转移之后，又通过晁盖之流完成了从贪官污吏到黑恶势力的转移。如果说梁中书的搜刮取之不道，晁盖等人的劫取又何尝取之有道？

    生辰纲属于“不义之财”，可以“豪取”和“巧夺”，那么，他人名下的“不义之财”是否也可以通过非法和不义的手段占为己有？在这里，“智取”与“愚取”，“文取”与“武取”，“软取”与“硬取”，并没有多少根本性的区别。可悲的是，在千年前的宋代，人们的思维由于停留在“天理知之，也不为罪”（刘唐语）因而天经地义的层次，那么，千年之后的今天，何以还要把“智取生辰纲”这类暴力行径视为正义行为、英雄行为？倘以为此类心理与观念合乎正义与逻辑，因小偷盗窃而东窗事发的官员腐败案，是否应将小偷视为“梁山好汉”予以褒奖？假如有人劫持“许三多”之类身家巨亿的贪官，是否应当视为“黄泥岗事件”予以鼓励？

    梁中书送给蔡京的生辰纲，属于“不义之财”，自然没有异议，然而，在现实生活中，他人的财富是否“合法”或“不义”，并不是谁都可以界定的。如果容许某些人随意界定他人财富为“合法”或“不义”并随意进行“智取”或“力取”，那么，这个社会一定会成为弱肉强食的丛林世界。晁盖等人梁山聚义不久，刚刚击退进剿的官军，尚且立足未稳，正值一起客商路过梁山。已是梁山寨主的晁盖立刻派人前往抢劫，战果可谓丰硕，“得了二十余辆车子金银财物，并四五十匹驴骡头口。”如果说生辰纲属于“不义之财”，可以被晁盖等人占为己有，那么，路经客商的这批财物是什么性质？对于这种完全可能属于合法经营活动所得的财物，晁盖等人照劫不误，由此来看，晁盖等人的所谓英雄行为，岂不打了折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