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仇作为一种人类共有的文化现象，前人笔下已多有表现，最著名的要数《王子复仇记》和《基督山恩仇记》。中国文学中也有很多这类故事，比如传统剧目《赵氏孤儿》，讲的就是晋国的屠岸贾假借君主的名义杀了政敌赵朔，赵朔一家300多人也同时被杀。赵朔的妻子是晋国公主，怀孕隐匿在宫中得以逃脱。后来赵朔妻子生下一男孩，门人程婴、公孙杵臼不惜自己的性命保护赵氏这个孤儿。二十年后赵氏孤儿长大成人，再度发动宫廷政变，杀了屠岸贾及其一家300多人。

    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一个人有了杀父之仇、夺妻之恨，复仇就是他命定的行为。“有仇不报非君子”，如果一个人不能完成或者是逃避这个责任，那么他就抬不起头来，就挺不起腰杆，就无颜活在这个世上，就会被家人亲友乃至整个社会瞧不起，因为这关乎整个家族的尊严。这已经成了中国人的一种心理情结和思维定势，积淀成了一种文化心理结构。

    所谓情结，大概是指隐藏在一个人灵魂之中，以一种无意识形式，制约、决定和支配着他的人生价值取向以及生存和生活方式的深层心理因素。

    孔子说：“以直报怨，以德报德。”翻译成今天的话，就是用恩德来报答别人的恩德，用应该得到的惩罚来回报别人的恶行。这里的“直”，就是对等的意思。在传统观念中，一报还一报才是对等和公平的，否则，就是蒙羞，就是耻辱。我们经常会在小说和电影里看到这样一个镜头，一个人被仇家杀害，咽气前会对儿子说：“记住，是谁害的你爹，谁是咱家的仇人！”

    从心理学上讲，复仇是一种爆发性行为，而非延滞性行为，它往往伴随着浓厚的非理性色彩，纯粹出于感情的即兴突破，所谓快意恩仇，“此仇不报，誓不为人”。但在许多时候，我们看到，人们的复仇行动是被延滞的。这在武侠故事中表现得最为淋漓尽致，那些侠士们上山学艺，最初的目的就是下山复仇。“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活着就要报仇”，几乎是故事里主人公们生活的全部意义。

    在金庸的小说中，金蛇郎君夏雪宜的形象之所以那样鲜活，就在于他的复仇是那样残酷、疯狂、鲜血淋漓。而张无忌生来似乎就是为了复仇，屡次复仇而不得，每经历一次矛盾，境界和武功就上升一个层次。令狐冲的恩、仇对象经常重叠，这使得他的复仇行动常常犹豫不决。

    中国人害怕横死。人们诅咒仇人时，最恶毒的语言就是“让他不得好死”。一般人的理想归宿是“寿终正寝”。我曾在自己的一篇小说的题记中写道：时间杀不死我们的仇人。这句话的意思用另一句话说就是：我的仇人必须死于我的手下。因为在一般人看来，一个人如果让自己的仇人自然死亡，是这个人一生也消磨不掉的奇耻大辱。

    这种复仇情结，使得中国的历史深深地打下了仇恨的烙印———复仇无疑是推动许多历史事件发生、发展的动力，也是历史上不少英雄人物的重要使命。

    这种文化传统一直到现在还在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比如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流行的口号“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还有样板戏《白毛女》中的歌词“千年的仇要报，万年的冤要申”，雷锋“对敌人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的精神。这让人觉得，最能把人们团结在一起的，似乎不是彼此之间的爱，而是对某一对象的共同的恨，是屈辱和仇恨，成为这个民族的凝聚力，使人们站在一起。

    在这种文化心理结构的影响下，许多人对于复仇过程中的那些残暴行径也不加以指责，好像残暴就是勇敢的同义词，复仇的行为越是残酷，无论是当事人还是观众，就越是感到痛快。这就不能不使我们去深刻反思我们文化传统中的这个因素：是什么导致了这种复仇情结，以至演绎出这么刻骨铭心的仇恨和血腥的仇杀？

    需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仇恨是一种毒素，被毒害的首先是我们自己。陷入仇恨、失去理智的人，往往最容易被别有用心的人所利用，成为被操弄的工具。仇恨是一根绳索，束缚了我们的想象力、创造力和向善之心。在一个民族的精神中，爱与恨，谁占主导，决定着这个民族的命运和未来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