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明朝皇帝大都是个怪胎，朱元璋取消宰相，设立六部，本来这是一个从此可以“独裁”但同时意味着“独挑”活计而累死的怪招。比如朱元璋本人，自从废了宰相，他平均每天要批办文件200多件，天天如此，难以喘气，但“怪哉”得很，除了朱元璋之外，他的徒子徒孙好耍得要死，按我们家乡的土话来说，是“好耍得掉落骨头”。

    万历皇帝深居皇宫几十年，从不上朝，而让人叹为观止的是，也没见什么天翻没见什么地覆，他什么事都不干，家国竟然也没什么事，太阳每天照常升起，这是何故？几十年不上朝，万历实在是一个稀货，但一年半载不上金銮殿的，在明朝真不在少数。比如明宪宗，经常“不作为”，要作为往往也是“胡作为”，常常个把几个月，群臣连面都见不上，国家大事堆积如山，无人决策，但千呼万唤，皇帝就是不出来。

    群臣等啊等，终于等到了一个难逢的机会，成化七年，“报丧”的彗星扫过大明的天空，把皇上给吓着了，皇帝老子什么都不怕，怕的就是高高在上的苍天，群臣立刻拿这“异象”来说事，说彗星过天是君臣不通情之所至，强烈要求宪宗及时召见大臣“共商国是”，无奈之下，宪宗只得做了“安排”，群臣欢欣鼓舞，于是推选“代表”，共同推出了以首辅万安为首的“代表团”，将各种意见与建议案带到天子那里去。

    不料，万安等见到了皇帝，战战兢兢，汗出如浆，请了一下安，问了一声好，拜在地上山呼三声“万岁”，便急急退出，一件事情也没议过，一件工作也没汇报，便退出了金銮殿。原先群臣骂太监蒙蔽了皇帝，诱使皇上不上朝，到得此时，那些太监们兀自冷笑：“天天说皇上不召见，及待见了，只是高呼万岁罢了。”后人就以此为题，做了一首《万岁阁老》诗，诗曰：紫微垣旁彗星见，群臣请对文华殿。一言不上叩头退，若辈只知呼万岁。

    汉文帝“虚心”问计于人，深更半夜趋向臣子家里相问，问的是什么？“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这一直让我们哂笑，可是，当皇帝真来问臣子国家大事之时，臣子们又对答了些什么东西？万安这样尸餐素位的“干部”实在不是个例：五代废帝时，有名为马胤孙者为相，时人称之为“三不开相公”：入朝印不开，见客口不开，归宅门不开；北宋神宗朝有王圭者，也被人称为“三旨相公”：进呈云“取圣旨”，可否讫云“领圣旨”，退谕呈旨者云“已得圣旨矣”；史上多有“驱驴宰相”、“弹发御史”、“鹅鸭谏议”者。

    摊上一个明宪宗，即或呈上惊天大事，他能否用心国事，当然值得存疑。他安排的这次君臣会见，是惺惺作态搞敷衍，还是认认真真走过场，抑或是大鸣大放引蛇出洞？天威叵测，天意从来高难问，我们是难以知晓的，但不管怎么说，他还是给了大家“参政议政”的一次机会，给了“民主决策”的一个“制度安排”。可是万安们在“民主”的“平台”上说了什么？在“参政”的“载体”上干了什么？没有民主权利天天叫喊民主权利，给了你民主权利，你却不用，怪谁？

    确实，我们许多时候并非没有民主制度，并非没有参政的用武之地，比方垄断行业乱涨价，我们不是要弄些人去听证吗，可是为什么每逢听证都涨价？这些人也许平时反垄断叫得挺凶的，仿佛个个都是为民请命的斗士，但一旦将其推上前台，与“权力对话”，那腿巴子就打崴，那屁股就可能弓得比什么都高，拜服在权力的脚下痈吸脚尖，吸得啧啧响。“人大”本来是“大人”的，在四大家中排老二的，政府官员不都是由他任命吗？他却自摆在“老三”位置上，他任命官员，却往往听命于官员，其可怪也欤？也许就是照了回相，把相挂在自家厅堂上给人看，“看啊，我与某某一同照过相呢”。或者竟如鲁迅先生笔下的那个措大，财主对他说了声“滚”，他却万分得意：“那财主与我说过话呢！”

    我们当然知道，在权力面前，民主往往很弱势，但是，你不能说毫无民主，民主的权利是有的，民主的制度也是有的，民主发挥的空间并不是完全窒息的，问题也许真的是：“路线确定以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了。一个唯唯诺诺的“代表”，一个唯权力马首是瞻的“公务员”，一个只知道高呼“万岁”的“各界人士”，一个做惯了奴才，给了做人的机会依然还要做奴才的“各级干部”，你怎么能够指望他来民主来参政？冯梦龙针对那些“三旨相公”曾经感叹说：“天下事，被豪爽人决裂者尚少，被迂腐人耽误者最多。”

    民主老是在权力的脚下，是不是被“万安”这般奴才给“耽误”的？给了你议政权你“弃权”，给了你参政权你拱手让予“权力”，有何话说？“如果民主制度下”的“民主人士”不把“民主权利”充分运用起来，民主不靠自己来争气，民主就永远不可能站立，就只能永远趴伏在权力的脚下摇尾乞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