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早餐就要吃掉百多两银子，那中晚餐吃多少啊，这当然就让“珍珠如土金如铁”的皇帝老儿也不免惊叹，怪怨大学士生活之奢侈了。那么，道光帝之时，鸡蛋到底是什么价呢？它有两种价，一是官价、府价，一是民价、市价。官价府价是三十两一个，民价市价是三钱可买十来个。什么东西一入内务府，价格就是翻番的事。百倍是低的，千倍是正价，上万倍者也不稀奇。曾给溥仪之妻婉容当过抄书先生的周君适暴过猛料：故宫有个宫门坏了一对铜环，换了新的，内务府的账目上这对铜环的价格是两万两银子，有好事者换算过，按当时的物价水准，这价格可盖十栋楼房。

    是内务府货物的进价高吗？想起来应该是很低的，皇上要的，谁敢高价吆喝？内务府的人到民间采购，“手把文书口称敕”，什么都是很便宜的，“一车炭，千余斤，宫使驱将惜不得，一丈红绡一丈绫，系向牛头充炭值”，进价是这么低，到得官衙里，却贵得吓死人，这其实见怪不怪，官价从来都是吓死人的。如今之你我，相信也不会陌生，比方说：培训那么十天半月，培训费可能高达三五千或上万；比方说，你到要害部门去领张什么表来填，不过是张纸，你可能要交百把两百元；比方说，工商年检、编制年检、车辆年检……就是用它那么一点印泥，值不了一分两分钱的，但你要交的是二百三百四五百，听他喊；报上不是说过，某地曾搞过一回什么“文化搭台、经贸唱戏”的晚会，一两分钱一个的汽球，记在公家的账簿上，便是一两百元了。

    一个早餐要吃掉近“百两银子”，一个大学士哪来那么多钱呢？这本来是一件可以追根索底、穷究猛打的好线索，既可以还大学士以清白，也可以挖出一串大窝案的，但道光帝只从惊叹始，仅到惊叹止，并不深究，并不认真；而这位大学士也不辩白，并不讲出鸡蛋的真实价格，为什么？因为这位大学士在官场里混了这么久，当然知道官场里的生态法则。官场里的很多事，你心知我心知；你肚明我肚明；但你不说我不说；你蒙着我蒙着，谁也不愿做丑，谁也不愿去做戳穿皇帝新衣骗局的天真小孩，官场为何这么腐？上知上不究，下知下不拱，明知山有“腐”，就是不向“腐”山行。有人讲，扼制官场一把手腐败，就要给二三四五把手多点监督权力，想得诚然不错，但实际上呢？不过将腐败扩大化而已。

    你以为没监督之前，二三四五把手不知道吗？有几个大案是从官场中人的口里挖出的呢？听说，洪宪皇帝袁世凯的雕龙髹金大龙椅，里头塞的居然是把稻草，这把龙椅耗时千日，耗资千万，过人眼目者也达百千人，而里头居然是稻草，这让人百费猜度，王跃文先生的解释是：官场上弄得无比正经的事情，其实大家心里明白那是儿戏，王先生认为这是有人耍耍袁世凯而已。真是这个原因吗？我看肯定不是那么回事，这欺君之罪，不是闹着玩的，轻则自个掉脑袋，重则满门抄斩。那是什么原因呢？那就是马克思说的：商人如果能获300%的利润，那么杀头他也干，所以把稻草卖出个雕龙髹金大龙椅的高价，满门抄斩也会有人干的。

    对于一把稻草卖出一把龙椅的价格，皇上们虽然不晓得全部真相，但也应该略知一二，大体晓得的，自清二百余年，皇上们都晓得内务府是个大肥差，自立国始，这个位置一直由满族人担任，从不用汉人，肥水不流外人田嘛。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那是知府里的猫腻。内务府的猫腻哩？一年内务府，百万大豪富，肥得掉油。

    末代皇帝溥仪曾对内务府动过一次手术，先是改变了内务府用满不用汉的定规：起用了汉人郑孝胥任首班内务大臣，再裁减冗员，据实作账，但改革改到半途，改不下去了，什么人的饭碗都可夺去，但“干部们”的饭碗是动不得的，何况这是人家一年可盛上百万两银子的大饭碗！什么改革都好说，牵涉到既得利益集团的改革比天还难的，这不，郑孝胥犯了众怒，当不成内务府大臣了，只能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仍回到溥仪的身边当“帝王师”，讲讲课而已。从理论到理论务务虚是可以的，要严肃认真真务实，那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