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色彩史十讲》出版 探秘古代中国的“调色盘” 　　色彩被认为是影响器官的第一要素,研究表明,人们在观察物体时,首先注意到的就是色彩,人们对色彩的注意力能占到80%。因为缺少系统记载,我们对中国古人的色彩世界并不了解,古装影视剧中的混乱场景更是让人迷茫。色彩史研究学者肖世孟的新作《中国色彩史十讲》,在历史的沙海中,试图寻找色彩背后的精彩。

□鹊华秋

古代的标准色
居然源自野鸡
　　中国古人对“五”这个数字似乎情有独钟,“五音”“五行”“五方”之类的组合有很多。在色彩的范畴内,则有“五色”的概念。
　　所谓“五色”,是指青、赤、黄、白、黑,也叫“正色”。除了这五色以外,还有“间色”,主要是绿、红、碧、紫、骝黄等。在古人眼里,正色与间色被等级化,分别对应着尊与卑的内涵。按照礼制,只有尊贵的正色可用于正式场合。
　　既然有正色、间色的区分,就必定有评定标准,古人的染色用什么标准衡量?是否也如今天一般,使用行业规范标准?这一点,古代文献中并没有直接记载,倒是后世学者的注释里不经意中透露了一些信息。
　　东汉学者郑玄在对《周礼》注释时提到,有一种鸟叫“夏狄”,它身上的羽毛颜色丰富,尤为难得的是“五色皆备成章”,所以先秦的人们就以这种鸟的羽毛当成天然色卡,作为通用染色行业标准。
　　肖世孟长期关注中国古代色彩研究,他认为这种观点是合理的。只要找到这种鸟类,观测其羽毛颜色,就可以判定周人染五色所用的标准,符合这个标准的是正色。
　　在《中国色彩史十讲》中,肖世孟主张“夏狄”就是“雉”,也就是人们常见的野鸡。雉在古代是一种寓意吉祥的鸟,后世为避汉高祖皇后吕雉的名讳,将雉更名为野鸡。国内外许多专家学者曾进行恢复性的染色实验,并将所染正色与野鸡羽毛的色彩进行比较,结果也证实野鸡羽毛作为染色标准有极大可能。
　　从现代科学体系分析,正色里的青、赤、黄饱和度、纯度极高,说明在礼仪场合,古人倾向使用纯度很高的色彩,也就是鲜艳的色彩。另外,数据分析显示,这几种正色纯度接近一致,从视觉上,色彩之间搭配和谐,让人看着舒服,与现代视觉心理学的研究相符。不过,正色纯度虽然很高,其明度却不完全成正比,因此正色显得更加沉稳,而不那么张扬。
　　在古代,五色并不是绝对的五种颜色,而是五种色彩范畴。比如青,就包括了颜料青、蓝草染青、植物叶青、和田玉青、天空青、炉火青、青蝇之青等。通过分析可以发现,古人所说的青主要表示蓝色和偏向蓝色的绿色。
　　到了汉朝,五色更是和阴阳五行挂上了钩,因为有正统尊贵的标签,所以这五色代表祥瑞,寓意五行相生、大吉大利。早在秦朝末年,刘邦尚未登基之时,就有五色云笼罩其上,象征祥瑞之气的传说。
　　明清时期,这种认识更加深入人心。当时,杭州的猫儿桥河水突然变成五色,过了十多天才消失,又过了一些天,当地书生考中状元,人们都认为五色水正是当地出状元的吉兆。
　　受此影响,每到过年,五色便铺天盖地出现在中国人的生活里。民间年画里,常常以五色搭配形成祥瑞题材。比如苏州桃花坞年画《寿字八仙图》,在青色寿字字形之内,包含八仙祝寿之意,使用了五正色并置搭配,色彩饱满,五色齐备,祝福满满。
皇家垄断黄颜色
是从唐朝开始
　　提起黄颜色,人们都知道是尊贵的帝王之色,但黄颜色与皇家结缘,其实只有一千多年。
　　隋朝初年,黄颜色并无特别之处,帝王、贵臣与庶民都可以穿着黄袍出入官府朝堂。只不过,天子玉带是十三环,用以区别身份差异。隋末唐初,朝廷建立了以品级定服色的制度,规定皇家专享的只是“赤黄”。
　　唐高祖武德年间,官方规定赤黄为皇帝常服专用色彩,并禁止士庶穿着赤黄色,其余的黄颜色并不禁止。但是,普通人很难准确分辨赤黄,这样的规定,执行起来显然困难,所以一度出现了“虽有令,仍许通着黄”的局面。
　　唐高宗年间,有官员夜里穿着黄袍被当做普通人殴打,这件事震惊朝野,从此官方对服色加以严格约束。最终,在唐高宗总章元年(668年),朝廷宣布禁止皇帝之外的任何人穿着任何黄颜色。自此,黄颜色成为皇帝专利,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
　　为什么非得选择黄颜色呢?肖世孟认为,唐朝虽然是多民族、多文化交融的政权,但是十分强调礼仪制度的文化正统性。帝王专用的至尊之色,理论依据来源于唐代官修儒家经典《五经正义》。在这部官方推行的科举教科书中,阴阳五行观念贯穿其中,黄色的至尊地位由五行演化而来:黄色在五行中与土相配,五行之中,土为本源；黄在五方中与中央相配,中央之意,起初为位置中心,演变为政治中心,皇帝是政治中心的代表；黄在五帝中与黄帝相配,象征黄帝“得道之中”。所以,只有至尊的皇帝,才有资格享有此“尊色”。
　　明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朝廷对文武官衣服和帐幕进一步规定,禁止使用玄色、黄色、紫色,包括龙凤纹。若有违抗,不仅穿着者有罪,而且会株连染织制造的人。明天顺二年(1458年),朝廷把与黄袍色相近的姜黄、明黄、柳黄也在禁止之列。雍正时期的大将军年羹尧被定为死罪,其罪名之一就是擅用鹅黄色荷包和黄色包袱。
　　在其他器物上,“帝王黄”的禁忌也在延续。唐高宗时,皇帝的诏令要用黄纸书写,称作“黄敕”并成为定式。在诏敕中如需有所改动,需要用黄纸贴上,称之为“贴黄”。在明清时期,皇帝传达地方的公文写在黄纸上,称为“誊黄”；皇帝告示用黄纸书写,称为“黄榜”。对民间来说,则禁用黄纸。
　　建筑方面,到宋朝,帝宫开始用黄色琉璃瓦覆顶。明清两朝更明文规定,只有帝宫、皇陵建筑及奉旨兴建的坛庙等可以黄色琉璃瓦覆顶。其余建筑,包括王侯公卿的宅第一律禁用黄色,擅用者以“犯上”罪处以极刑。
　　就连黄釉瓷器,也是明清宫廷用瓷,绝不允许民间使用。民窑虽然可以用金彩,但不可以使用黄釉瓷器。
　　唐朝定型的“帝王黄”,直接影响了日本的冕服制度。公元820年,日本以刚刚归国的遣唐使菅原清公带回的唐制为范本,颁布了改定天皇服饰的诏书,制定“天皇元正受朝用衮冕”十二章,规定天皇大小诸会要用“黄栌染衣”。2019年5月1日,在日本天皇继位仪式上,令和天皇仍旧遵循古制,穿着黄栌染御袍,可见影响深远。
清雅“新中式”
源自明清文人
　　近些年,受古装影视剧影响,新中式装饰风格受到了人们的追捧。所谓新中式,是以古旧朴素为雅、以时尚绚丽为俗,在色彩偏好上体现为“清雅素色”。这种色彩偏好,代表着古代文人,特别是明清文人的追求。
　　选择哪种色彩偏好,其实是很有讲究的。肖世孟认为,“清雅素色”的色彩偏好,是文人通过文化来体现自我存在的方式,这种色彩偏好既是现实的,也是策略的。“清雅素色”在官方的五色系统之外,体现了江南文人的文化个性；同时,晚明商品经济的发达,为防止以财富换取文化地位的附庸风雅,文人以色彩偏好作为“区隔”,体现自身阶层特点,从而区隔其他阶层。
　　古代的文人是社会精英阶层,他们拥有著述的话语权,是传统文化的继承者、传播者,他们以“文化”作为自己的存在方式,通过“文化”来彰显自己的存在意义。在色彩上,自然要独树一帜。
　　一般来说,色彩绚丽者具有更强的视觉感染力,而且很容易看出价值。但在文人看来,绚丽之物一览无余,往往缺乏韵味。反之,朴素、古朴之美具有返璞归真之意,近乎于“道”,因此也是品位的至高境界。
　　在文人的倡导下,晚明时期苏州制作的文房用器,如斋头清玩、几案、床,多以紫檀、花梨为主,尚古朴而不尚雕镂。自16世纪中叶开始,这种审美从个人喜好、潜在的特权文化活动,转变为维系士绅身份的消费行为。在晚明和清代,若不做一个“好古之人”,在士绅圈子里是混不下去的。
　　江南的文人园林堪称古代文人色彩偏好的“活化石”。文人园林的色彩多以白色粉墙为基调,衬以灰色水磨石门框、窗框,配以青灰色瓦顶。对于墙壁,素壁为最佳。他们反对在白墙之上作书作画,即使是书画大家作品也不如一面白墙好。
　　园林中的建筑物,往往使用栗壳色的梁柱、栏杆,内部装修多用淡褐色的纹本色。晚明苏州园林的色彩偏好也影响扬州等地,扬州西爽阁前夹河外,大堤上筑有亭子,使用正是天然木纹。
　　文人园林建筑多以原木为庭柱,保持木纹本色。地面之色彩往往成为一室之基调,明清时期园林建筑多用黑灰色地砖。地砖质量上乘者使用苏州所造“金砖”。所谓“金砖”,并非黄金制成,而是制作考究,价等黄金。
　　与园林相比,和文人更为贴近的是文房用器。以常用的瓷器来看,古代文人认为宋代官窑、哥窑、汝窑以粉青色为上品,青白色次之,最差的是油灰一样的青色。粉青有如青玉,是著名的青釉品种之一,在南宋末年烧制成功,和梅子青成为公认的青瓷釉色巅峰之作。
　　从中可以看出,文人比较青睐单色瓷,青瓷、白瓷最受欢迎。文人所偏好的单色中,往往带有“外简而内丰”的特征,单纯的釉色之下,蕴含着如冰之层次、似玉之莹润等特点。这种色彩审美,与官方和民间截然不同,成为文人身份的标志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