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袈裟”不是铁袈裟 ——长清灵岩寺“铁袈裟”谜案追踪 编者按
　　去过长清灵岩寺的朋友肯定会注意到号称“灵岩八景”之一的铁袈裟。那么,如此巨大的“铁袈裟”究竟是什么东西?它又是怎么来的?千百年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以致成为一桩谜案。著名学者郑岩先生从二十年前就开始关注这桩千古谜案,通过多年研究,他不但搞清了铁袈裟的来龙去脉,还试图探究铁袈裟谜案之所以成为谜案背后的历史逻辑。他将最新研究成果写成《铁袈裟:艺术史中的毁灭与重生》一书,该书即将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于明年1月出版。作为从山东走出去的学者,郑岩先生具有很强的家乡情结,且该书的研究对象为山东文物,郑岩先生特授权本报提前选载该书部分章节,以飨家乡读者。(本文副题为编者所加)

　　□郑岩

一
　　清嘉庆二年(1797)正月初七,济宁运河同知黄易(1744～1802)与女婿李大峻及其侄出济宁东门,去往泰山访古。
　　早在乾隆五十一年(1786)和五十四年,黄易就在山东嘉祥发掘出东汉武氏祠、武氏阙及武斑碑等石刻,蜚声学界。乾隆五十三年三月,黄易第一次登泰山访碑。此后数年,他历经丧母、负债、疾病的困顿,却并未终止野外考察。黄易于乾隆六十年五月再登泰山,嘉庆元年(1796)秋访碑嵩洛,都有不少收获。这次出行,是他第三次岱麓访碑,也是他丁忧期间又一次重要的学术活动。
　　大雪过后,天气寒冷,道路泥泞。黄易等人绕道邹城、曲阜、大汶口,四天后方才行至泰安。泰山盘路积有冰雪,无法登涉。他们只好继续北行,十三日到达济南府治历城。在历城停留多日,估计泰山的冰雪已有所融化,二十六日,黄易等又与其同乡江凤彝一起向南折返。
　　长清方山脚下的灵岩寺,是从历城去往泰山的必经之地。二十八日,黄易等从张夏行三十里至靳庄,再南行,便望见宛如弥勒侧坐的明孔山。又行数里,过“灵岩胜境”石坊,古寺便在眼前。时令虽在隆冬,但黄易留在日记中的文字却是一派生机:
　　山翠扑人,峰攒万笏,浓绿间隐隐古寺,辟支塔、功德顶证明龛踞最胜处。入寺,古碑满目,不能数计。　
　　目前所知年代最早的灵岩寺照片,是法国学者沙畹在黄易来此110年之后拍摄的,其中一幅远景差可与黄易日记对读。
　　黄易提到的寺内传为唐代高僧玄奘手植的摩顶松,也见于沙畹的照片。看罢这棵古树,黄易又在般若殿小憩,安排拓工在僧人协助下拓碑。之后,他们换上轻履,一鼓作气,登上方山功德顶。忽听得爆竹清脆的声响在山谷回荡,黄易心情大好。
　　第二天,他游览了山上的乾隆行宫,又行至寺内甘露泉边,坐下来向东眺望远山高处的朗公石。朗公石像一位侧身而立的僧人,轮廓分明,引人遐思。这一日,黄易还安排工人拓取了几处唐宋刻石。访碑是既定的项目,登山赏泉的快乐则是对野外工作的奖赏。此外,最令他感兴趣的,还有所谓的“铁袈裟”。他在日记中写道:
　　扪铁袈裟。其上分书三字,下有篆文,剥蚀难辨。或云此铸钟未成也,说亦近理。
　　黄易善丹青,常以书画记其访古经历。反映此次旅行的《岱麓访碑图》共二十四帧,其中灵岩寺占四帧,除一全景外,还有《甘露泉》《功德顶》和《铁袈裟》。最后一图绘山岩下一小亭,亭下焦墨数点,即“铁袈裟”。右侧两人,应为黄易等人。图中题跋曰:
　　魏正光时,僧法定住灵岩。达摩殿后有铁物自地涌出,六尺许,如袈裟披摺之状。有分书“铁袈裟”三字,疑金元人笔。后移置崖下,建亭焉。或云铸钟未成,其说近理。
　　画中虽不见“铁袈裟”的细节,但左下角半荣半枯的树木、覆压下来的山崖,都是“铁袈裟”艺术形象的组成部分,透露出黄易在现场捕捉到的一种莫能名状的气氛。
　　黄易等人在金大定二十三年(1183)僧义瑄书《涤公开堂疏》碑上,刻下两行八分书,二十九日离开灵岩寺,继续旅行。我们且作别黄易,留在灵岩,仔细看一下他抚摸过的“铁袈裟”。
二
　　所谓的“铁袈裟”,是一块巨大的铸铁,面北立于灵岩寺东南角仙人崖下一眼清泉边,崖壁上铭刻今人赵朴初所题“袈裟泉”三字。袈裟泉原名独孤泉、印泉,名列金《名泉碑》“七十二名泉”中。近年沿泉边修建了游廊。
　　“铁袈裟”高2.52米,宽1.94米,外形不规则,正面看去,上窄下宽。其上部向右侧倾斜,左下部向前凸出,右下部后收,既敦实稳固,又显示出一种蓬勃的动势,让人联想到一头卧牛或黑熊,仿佛可以随时一跃而起。一些上上下下、纵横交错的细线,像一张大网,将其笼罩并束缚起来。疏密不等的块面和线条,起起伏伏,郁积着巨大的能量,几乎要将大网冲破。从侧面看去,“铁袈裟”完整的形象不见了,变得像一张干而皱的“壳”,厚度约10～20厘米。“铁袈裟”与断崖相距只有数米,很少有人绕到其背面。背面的表皮较为粗糙,基本上看不到纵横交错的网格,幽暗的光线使得它与地面连成一体。
　　深褐色的铸铁历经风霜,却没有浮锈。伸手抚摸,可以感受到它的洁净,甚至柔润,并不似预想的那般冰冷。
　　道光《长清县志》记:“有亭为铁袈裟亭。在寺东北,有篆书‘铁袈裟’三字。旧有袈裟殿,即达摩殿,在定公堂东。殿废移,建亭于此。”黄易画中的亭子,可能就是所谓的“铁袈裟亭”,今已不存。此外,清人宋思仁《泰山述记》云,袈裟泉上原有接引佛殿,也已不在。黄易提到的“金元人笔”八分书“铁袈裟”,和《长清县志》所记篆书“铁袈裟”,如今均了无踪迹。袈裟泉东侧崖壁上嵌一石板,镌明嘉靖年间山东按察使顾应祥的题诗,不见于著录。诗曰:
咏铁袈裟一首
天生顽物类袈裟,
斜倚风前阅岁华。
形迹俨如僧卸下,
游观时有客来夸。
云延野蔓丝为补,
雨长新苔绣作花。
安得金刚提领袖,
共渠披上白牛车。
　　嘉靖庚寅六月五日箬溪顾应祥书,里人游缙转书,住持妙□立石。
　　与黄易作品逸笔草草的风格不同,清人马大相康熙年间编纂的《灵岩志》所附《铁袈裟图》,则是“铁袈裟”的一幅绣像。除了勾勒出物象的轮廓,该图还特别突出正面纵横交错的“网”,全然不见其下高低起伏的结构。这幅在今天看来显然不够“写实”的绘画,却十分准确地传达出作者对“铁袈裟”的认知。图侧有文曰:
　　世传定公建寺时,有铁自地涌出,高可五六尺,重可数千斤,天然水田纹,与袈裟无异,故名。
三
　　袈裟,是僧人的法服,是他们与其他宗教或世俗人士在外貌上区分开来的标志之一。袈裟有较为严格的规定,“若其受用乖仪,便招步步之罪”,“所着衣服之制……律有成则”,“凡是衣服之仪,斯乃出家纲要”。一般说来,僧人有三衣:一是用五条布缝制的小衣“安陀会”,二是用七条布缝制的中衣“郁多罗僧”,三是用九至二十五条布缝制的大衣“僧伽梨”,又称“九条衣”。三衣缝制时,先将布料裁割为正方形和长方形的小布片,再缝合在一起,接缝纵横似水田,故称为“田相”。剪裁为碎片的衣服,又称“割截衣”,据说可以杜绝将法衣改作他用,也可断舍僧人对于衣服这类外物的贪恋,还可以避免盗贼的歹心。袈裟另有“粪扫衣”“衲衣”“百衲衣”等名,意为捡拾被抛弃在粪土尘埃中的碎衣破布,洗涤缀合而成。又说袈裟是由阿难尊者奉佛指点,模拟阡陌的形状缝制而成,法衣之田,可养法身慧命,所以又叫作“田相衣”“福田衣”。灵岩寺“铁袈裟”上所谓的水田纹,即与“田相”“福田”相类的纹样。
　　说到灵岩寺的这一大块铁,各种方志几乎皆采“铁袈裟”之名,如康熙《济南府志》云:“铁袈裟,在长清县灵岩寺内。铁铸僧伽衣,高五尺。相传涌出地上,未详何时。”“自地涌出”的传说显然不足采信,布帛制作的袈裟当然也不可能变成铁。那么,这是用铁铸造的一领袈裟吗?为什么只铸出衣服,而不见人的躯体?
　　实际上,除了貌似水田的网格,这块巨铁的外形并未清晰地显现出袈裟各部分的结构。黄易听到的另一个说法是“铸钟未成”。铁块上窄下宽,轮廓的确有点像一口走样、变形、半途而废的钟。黄易认为此说“近理”,但仍未能获知真相。难得的是,清人唐仲冕辑《岱览》中的一段文字试图找寻出肌体的形状:
　　铁袈裟……背偻而磥砢,襟方,坳为水田纹,若级缕襞积,其上旅(膂)自肩贯胸,隆起若摺痕者三。
　　然而,这段文字仍强调水田纹的意义,致使目想心存的身躯被束缚在一领袈裟内,模糊不清。像《岱览》一样,1999年出版的《灵岩寺》一书,认为此物乃“铸铁佛像时留下的残体”,也转入了正确的方向,只可惜并没有沿着这条道路深究下去。
四
　　今天看来,这个问题并不难解决。“铁袈裟”上的“天然水田纹”,其实是合范铸造的披缝。披缝又称飞边、飞翅,是垂直于铸件表面的薄片状突出物。承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苏荣誉教授指教,“铁袈裟”这类大型铸件,采用的是掰砂法。掰砂法又称搬砂法,与早期青铜器铸造所用的块范法原理和工序相同,只是材料和工具有所差别。为应对铁水的高温,其外范含砂量更高。由于铸件形体巨大,结构复杂,需要用数量较多的外范拼合组装。范块的接合部难免留有间隙,铁水钻入这些缝隙,凝固后形成披缝。相对于铸件巨大的体量而言,外范较为细碎,留下的披缝因此也显得相当密集。但这种缺陷不会影响铸件的总体面貌,故往往被保留下来。如河北沧州崔尔庄五代后周广顺三年(953)开元寺所铸铁狮子,高5.4米,长5.3米,范块之间的披缝就十分明显。
　　根据披缝观察,“铁袈裟”使用了大约50块外范。苏荣誉教授提示,披缝的形状显示出各行的外范彼此错缝,其目的在于使外范的组合更加稳固。其背面下方大部不见披缝,苏教授认为内部应使用了夯土。背面上部隐约见有披缝,可知使用了少量内范。“铁袈裟”表面还可以看到铸造时留下的气孔。在左边缘,明显保留有“粘砂”的现象,即熔化后的砂子粘滞到铁表面的痕迹。
　　这样,我们就弄清楚了一个简单的事实:“铁袈裟”既非袈裟化铁,也非铁铸袈裟。所谓的水田纹是铸造技术的局限,而非造型的需要。我制作了一张线图,略去这些披缝,其庐山真面目便暴露了出来——这是一尊形体巨大的金刚力士造像腰部至双膝的部分,其左腿直立,右腿侧伸,腰束带,着战裙。腰部以上和膝下已残。
　　让我们用另一种眼光,重新扫描“铁袈裟”。
　　“铁袈裟”上部三分之一强的区域有三条U字形的线,凸起最为明显、较狭窄的部分是金刚力士的腰带,下面两道稍宽的曲线是垂下的披帛,披帛两端有小幅的折叠。下部由右上向左下倾斜的线条疏密有致,是战裙的衣纹。左部线条稀疏,较为平展,向下呈喇叭状张开,是金刚力士的右大腿。2017年3月31日,我征得管理部门的同意,移开了堆在下部的一小块活动的湖石,其右膝及一段小腿暴露出来,结构十分明确。两腿之间的裆部内凹,衣纹密集,表现出战裙自然下垂的质感。右侧可以明显看到缓缓高起的左腿,可惜正要显山露水的时候戛然断裂。
　　退后几步看,形象更为明晰。呈现于我们面前的是一尊金刚力士像腰部至大腿的战裙部分——两腿分立,右腿向前跨出,身体重心落在左腿上。这只是造像前面的部分,其内部中空,完全不见身体的背面,推测原造像可能为高浮雕。残块高2.52米,据此估计,全像通高应在7米左右。
　　既然“铁袈裟”是一尊金刚力士像的残块,而不是铁铸的袈裟,那么,所谓北魏正光法定创寺时此物自地下涌出的说法便不足为信,其年代需重新讨论。(“铁袈裟”究竟是什么年代的东西,它又是怎么来的?为何会成为一桩千古谜案?郑岩先生进行了一番抽丝剥茧般的详细考证,有兴趣的读者可关注郑岩先生即将出版的新作一睹究竟。)
　　附:作者简介
　　郑岩: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1988年毕业于山东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2001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考古系。曾供职于山东博物馆、中央美术学院。著有《魏晋南北朝壁画墓研究》《从考古学到美术史》《逝者的面具》《看见美好》《超越生死》(韩文版)等,合著有《山东佛教史迹》《庵上坊》《中国美术考古学概论》《年方六千》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