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采菊东篱下”　当然不能再“鸡娃” 不“鸡娃”却也不放任,看大诗人陶渊明是怎样教育自己孩子的 　　近日,一张患病学生“边输液边做题”的照片在网络上引发广泛关注,“鸡娃”也再次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究竟该怎样对待和教育自己的孩子?不“鸡娃”是不是就意味着放任?曾经“采菊东篱下”的东晋大诗人陶渊明告诉我们,绝不是!他的“陶氏教育法”不鸡娃不放任,却饱含着对孩子的期许与爱护。

　　□林姗

陶渊明的教育观
　　陶渊明先后有两任妻子,原配不知姓氏,早逝,去世时只有二十余岁；后续弦翟氏,据《南史·隐逸传》载,翟氏嫁与陶渊明后颇能忍受贫苦的生活,亦理解陶渊明的心志,夫妻二人共同耕作,感情深厚。陶渊明与两任妻子先后育有五个儿子,长子陶俨,乳名阿舒；次子陶俟,乳名阿宣；三子陶份,乳名阿雍；四子陶佚,乳名阿端；五子陶佟,乳名阿通。他的诗文曾展现他对儿子们的教育态度,尤见于《命子》和《责子》这两首诗。
　　《命子》诗作于陶渊明四十二岁(406年),其时长子陶俨已十四岁,即将告别孩童的年龄阶段,然而,在长诗中一番期许末了,陶渊明还是表示,即使孩子不能成才,他亦能够接受:“夙兴夜寐,愿尔斯才。尔之不才,亦已焉哉!”
　　《责子》诗则写于约两年后(408年),彼时陶渊明四十四岁,他在诗中写道:
　　虽有五男儿,总不好纸笔。
　　阿舒已二八,懒惰故无匹。
　　阿宣行志学,而不爱文术。
　　雍端年十三,不识六与七。
　　通子垂九龄,但觅梨与栗。
　　……
　　诗中称,自己白发渐生、身体渐衰的同时,五个儿子的表现却令人感到失望,长子懒惰,次子不喜文墨,三子和四子年已十三岁,竟不识得十以内的数字,幼子则终日只知游戏。然而,面对孩子们这样的现状,诗末,他还是表达了接纳:“天运苟如此,且进杯中物。”事已至此,还是先喝口杯中小酒,孩子的事儿就随他去吧!
　　陶潜的老乡、北宋文人黄庭坚在《书陶渊明责子诗后》中评价:“观渊明此诗,想见其人岂弟(恺悌,和乐安闲之意),慈祥戏谑可观也。俗人便谓渊明诸子皆不肖,而渊明愁叹见于诗耳,可谓痴人前不得说梦也。”认为陶渊明在诗中不讳言孩子的缺点,正是其慈爱包容、无条件接纳孩子的表现。
　　那么,东晋诗人陶渊明何以对自己的儿子采取这种教育方式呢?
不鸡娃不等于放任自由
　　事实上,陶渊明“尔之不才,亦已焉哉”的教育态度背后,并不意味着他对孩子无所要求,相反,他对孩子们的人格培养十分看重。
　　首先,陶渊明在教育儿子时强调儒家的自强观念。陶渊明本人虽受魏晋玄学之余波,但儒学在他思想中亦占据重要部分,他年轻时饱读儒家经典,自诩“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饮酒诗》),陆九渊曾称“李白、杜甫、陶渊明,皆有志于吾道”(《象山语录》),南宋大儒真德秀亦言“渊明之学,正自经术中来,形之于诗,有不可掩”(《跋黄瀛甫拟陶诗后》)。
　　陶渊明在《命子》诗中诉说长子“俨”名字的含义:“名汝曰俨,字汝求思。温恭朝夕,念兹在兹。尚想孔伋,庶其企而!”“俨”字本义庄重,《礼记·曲礼》中有“毋不敬,俨若思”句,意思是对待贤人不可不尊敬,神态要像陷入沉思般庄重；句中提到的孔伋(前483年—402年),字子思,鲁国人,是孔子的嫡孙、孔子之子孔鲤的儿子,曾受业于曾子、出仕于鲁穆公,是儒家主要代表人之一,陶渊明希望长子能够以孔伋为榜样,时刻“求思”上进,即儒家所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他在那首著名的《杂诗》中也表达了这种君子不可懈怠、须时时自勉的期许:“盛年不重来,一日难再晨。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
　　其次,亦是在儒家的影响下,在饥馑贫困的生活环境中,陶渊明依旧勉励孩子们要保持志气和原则,做到“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论语·卫灵公》)。他在去世前一年(426)遭遇饥荒,有感而写下《有会而作》,并自述该诗意在教育孩子。从诗歌序言中,我们可以看到陶渊明一家正处于青黄不接的狼狈境况,粮食收获已不可指望,每日只能勉强充饥,而难免饥饿侵袭:“旧谷既没,新谷未登,颇为老农,而值年灾,日月尚悠,为患未已。登岁之功,既不可希,朝夕所资,烟火裁通。旬日已来,始念饥乏。”面对这样的境况,陶渊明对孩子们作出了告白并希望得到理解,尽管对孩子们与自己一同挨饿感到愧疚,但自己仍有即使挨饿也不得不坚守的东西,他希望孩子们也能有同样的志气:“斯滥岂攸志,固穷夙所归。馁也已矣夫,在昔余多师。”斯滥即为非作歹、小人的行为,《论语》中有“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陶渊明很早便接纳了“君子固穷”的观念并践行终生,在403年他便有“先师有遗训,忧道不忧贫”(《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其二)》)之句,晚年的陶渊明对孩子再次作出同样的训导,其意义可见一斑。
　　因此,陶渊明不仅自己主动从事被“士族”轻视的耕作劳动,也要求孩子们参与劳作。他将从事耕织这样的体力劳动生产视作立身之本和完善人格形成的基础,并纠正士族对劳作轻视的观点,在《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诗中他写道:“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营,而以求自安?”耕作不仅是一种生产手段,也是为了体会田家生活之苦:“田家岂不苦,弗获辞此难”。他认为,对孩子们来说,以自己的双手踏实劳作,是锻炼心志的好机会:“衣食当须记,力耕不吾欺。(《移居》)”明人谭元春赞陶渊明“真实本分”,不同于那些只知玩弄文字而从未切实从事生产、“故作清态”的读书人。
　　最后,陶渊明在教育孩子时,要求兄弟间守孝悌、重团结,家庭氛围充满温情。他写《与子俨等疏》时已经卧病许久且病情有所加重:“疾患以来,渐就衰损,亲旧不遗,每以药石见救,自恐大分将有限也”,在诗中他嘱托儿子们,尽管非一母所出,但当相互团结友爱,即使是鲍叔管仲、归生伍举作为毫无血缘关系的朋友尚能友爱,更何况血浓于水的兄弟:“他人尚尔,况同父之人哉!”即使在穷困潦倒的环境中,陶渊明也不忘陪伴家人,他的诗中曾数次记载与妻儿郊游览胜；经他的布置经营,他的家中环境也是优美温馨“花药分列,林竹翳如”,“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
宦海沉浮成就“陶式教子”
　　陶渊明作为低级士族的社会身份,以及他仕途失意的经历,也是他“佛系”教子的重要原因:首先,对于陶渊明的孩子们来说,浔阳陶氏并非高门,兼之家道中落及父亲陶渊明在官场中仕途受阻,在东晋以家世为重要依凭的九品中正取士制度背景下,本身便很难有出头之日。其次,对陶渊明本人而言,经历了宦海沉浮的他多少不愿再让自己的孩子经历同样的痛苦。
　　陶渊明虽属士族,但绝非高门,到他这一代已经家道中落而近乎庶族。尽管陶渊明在《命子》诗中竭力追述祖辈荣光:“悠悠我祖,爰自陶唐。邈焉虞宾,历世重光”,与其说这是对客观事实的描述,不若称之为自我安慰才更符合事实。浔阳陶氏从未跻身高门,其辉煌不过昙花一现。陶渊明的曾祖陶侃(259年—334年)为东晋著名将领,陶侃出身南方寒门,尽管“少有大志”,然“家酷贫”,后以军功在八王之乱中脱颖而出,毕生从戎四十一年,手握重兵,而军事决断明晰果决；又精勤于吏职,两镇荆州,使治下“自南陵迄于白帝数千里中,路不拾遗”(《晋书》),终年七十六岁,赠大司马,谥号“桓”。陶侃在世时家中富足,据载有侍童美姬不计其数。然而,即使身居高位,陶侃亦常因出身寒门为高门所轻,温雅称之为“小人”,温峤称其为“溪狗”(《世说新语·容止》),又因手握重兵为庾亮忌惮。因上述原因,浔阳陶氏的繁荣并未因陶侃一人得以长久。陶侃死后,虽然陶渊明的祖父陶茂曾出任太守,但太尉庾亮先后贬黜和诛杀陶侃的儿子陶夏、陶称,对陶家造成重大打击。陶渊明的父亲在他八岁时即去世,其事迹已经不可考。
　　到陶渊明这代,陶家已完全家道败落,据渊明挚友颜延之在《陶徵士诔》中的记述,陶渊明早年“少而贫病,居无仆妾”。而据他在《归去来兮辞》中的自述,可知他由于家贫,耕种粮食无法自给自足,家无存粮,亦无家产可资营生,一面却又有孩子们需要抚养,不得不出任低级官职,甚至这份官职也是托求亲戚帮忙得来的:“余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幼稚盈室,鉼无储粟,生生所资,未见其术。亲故多劝余为长吏,脱然有怀,求之靡途。会有四方之事,诸侯以惠爱为德,家叔以余贫苦,遂见用于小邑。”(《归去来兮辞》)有一次陶家遭遇火灾,大火焚烧了陶家房舍,一家人不得不移居船上。日常生活也常常受冻挨饿。情况最糟糕的时候,那个“不食嗟来之食”的陶渊明也无法在家中安坐,而不得不放下尊严、亲自出门乞讨粮食:“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叩门拙言辞。”(《乞食》)
　　陶渊明早年出仕,一方面由于“亲老家贫”(《宋书·隐逸传》),另一方面亦因其立志重振家族荣光。在陶渊明五次为官的仕途生涯中,他先后三次在军队中任“参军”一职,尤其是担任桓玄的参军。在整个两晋南朝时代,参军起家的事例占据五分之一,因其经手军队事务和军事机密,宋武帝刘裕早年便任北府军事首脑刘牢之的参军。在政治选择上,陶渊明入桓玄幕,并自始至终都属于桓党。然而,他被裹挟在桓玄的荆楚集团和刘裕的北府集团的政治斗争之间,因而在桓党失败、刘宋建立后淡出政坛,仕途亦在事实上走向终结。
　　陶渊明本人对自己的仕途心有余悸,亦对彼时的政治环境感到失望。在他晚年辞官后写下的《感士不遇赋》中,他以密网捕鱼、天网罗鸟来比喻官场中如履薄冰、人人自危的处境:“密网裁而鱼骇,宏罗制而鸟惊”。在这样的环境之中,投机逐利的小人得志,而真正品性高洁、有才能的志士不仅不能被任用,还会因这样的环境备受折磨,或是纷纷选择避世归隐。时间更早的时候,即当陶渊明辞去彭泽县令,从此不再出仕后写下的《归园田居》中,早已出现了此种感慨,他以杂草自比,称自己随时都担心遭受霜冻:“常恐霜霰至,零落成草莽。”(《归园田居(其二)》)
　　东晋将家世、家族权势作为取士重要依凭的制度背景,对陶渊明的孩子是颇为不利的。陶家自来并非高门,兼之家道中落,出人头地实在希望渺茫,陶渊明本人天资甚高,尚且挣扎半生、仕途不利,更何况他天资平平的孩子们呢!
　　陶渊明本人自年轻时便抱有光耀家族的志向,并为未能实现感到遗憾。他在《命子》诗中追述完祖业,转而哀叹自己的境遇,不仅寸功未建,反而老之将至:“嗟余寡陋,瞻望弗及。顾惭华鬓,负影只立。”如果说他在四十岁时还抱有些微的愿景,期望遇到能赏识自己的人:“四十无闻,斯不足畏；脂我名车,策我名骥；千里虽遥,孰敢不至!”(《荣木》)到五十余岁时,他对此已不再抱有期望,因为自己的经历和尝试表明,自己的刚直性格实在是不擅长处理人情世故,只是也表达了让孩子们一同忍受贫苦的惭愧:“吾年过五十,少而穷苦,每以家弊,东西游走。性刚才拙,与物多忤。自量为己,必贻俗患。僶俛辞世,使汝等幼而饥寒。”(《与子俨等疏》)
　　但最为重要的是,陶渊明却从未将怀才不遇的遗憾和光耀家族的愿景强加给自己的孩子。他在晚年的《与子俨等疏》中写道:如果自己都穿着破棉袄,又何必为儿子不如别人而惭愧呢——“败絮自拥,何惭儿子?”恰恰相反,在自己亲身经历了宦海沉浮、体验过其中的精神痛苦后,他反而生出“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归园田居》)的感慨,亦不希望自己的孩子重蹈覆辙。在《命子》《责子》诗中先后发出“亦已焉哉”的感慨,看似是父亲面对孩子的无奈,实则其中或多或少也带有几分自嘲和对孩子的爱,虽然贪玩却心思纯良的孩子若能避免自己曾经历过的无谓的挣扎,又何尝不是一件幸事呢?
　　　据“国家人文历史”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