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汪泷 　　为深入挖掘整理、研究阐发儒家文化资源,推进儒家思想研究传播,曲阜文化建设示范区推进办公室联合齐鲁书社,约请著名儒学研究专家杨朝明教授担纲主编,编辑出版了“儒家五圣”丛书,包括《至圣孔子》《复圣颜子》《宗圣曾子》《述圣子思子》《亚圣孟子》。发布会上,与会专家学者热议丛书的思想内涵、历史积淀、文化效应及时代价值,对丛书的出版发行给与了高度的肯定。 　　韩国首尔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教授　郭沂　《儒家五圣》丛书具有里程碑意义 　　北京大学教授　干春松　对儒学有着更全面的人格表现 　　“因为‘儒家五圣’的地位非常重要,所以《儒家五圣》丛书的出版发行,则显得尤为突出。”在当天的发布会上,韩国首尔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教授、国际儒学联合会副会长郭沂在视频发言中高度赞扬了丛书的出版发行。 　　在他看来,儒学和儒家是两个概念,儒家是春秋末年孔子所创立的学派,而儒学则是为儒家所尊奉的学术传统。正如《中庸》所说:“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也就是说,作为一种学术传统,在尧舜的时代就已经形成了。这个传统保存在六经之中,而通过整理六经,孔子继承和发扬了这一学术传统。“正因如此,后世儒家才有所谓道统之说。” 　　历史上明确提出“道统”概念的大儒是朱子,但当今社会广泛流传的,则是孔子之后继承道统的有曾子、子思和孟子,并没有提到颜子。其实,朱子在《中庸章句序》中明确地说:“若吾夫子,则虽不得其位,而所以继往圣、开来学,其功反有贤于尧舜者。然当是时,见而知之者,惟颜氏、曾氏之传得其宗。及曾氏之再传,而复得夫子之孙子思……自是而又再传以得孟氏。”可见,朱子把颜子明确地纳入道统,只是考虑到他没有自己的著作,才没有列入《四书》。 　　“由此可见,“儒家五圣”之说才全面、准确地反映了朱子的道统观。”郭沂说,放在整个中国文化史上看,“儒家五圣”上承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道统,下开两千余年之道脉,是儒学发展史上的关键环节。“就此而言,《儒家五圣》丛书,不但恢复了颜子在道统中的地位,而且第一次将“儒家五圣”纳入一套丛书,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在座谈会上,干春松先是讲起了他与济宁、与曲阜的缘分,此前他曾在孔子研究院与杨朝明携手进行一些研究工作,所以一直以来,干春松对以杨朝明为首的《儒家五圣》丛书创作团队的研究方向,都有一个比较深入的了解。 　　因为这份渊源,所以干春松在发言伊始,就直言创作团队对于创作《儒家五圣》丛书的角度上必然是相当谨慎的,这也足以保证了这套丛书的质量。 　　但与此同时,干春松也提到自己初闻此书时所产生的疑虑,在发言中他说道,“历朝历代,儒家的圣人比较多,一些先贤大儒也曾因为这些圣人的含金量的不同进行过分辨。”但在阅读了杨朝明为丛书所作的序言,并了解了丛书的整体情况后,干春松认为,丛书所指的这五圣,是孔庙祭祀系统里面的五位圣人,“这个体系很重要,因为到了孔子那里,儒家就变成了一套理论的系统和价值传播的系统。” 　　在这样的一个体系下,孔子和他的弟子,像曾参、颜回,以及孟子、子思子则是作为传承孔子思想的代表性学者,“从他们的身份上来说,‘儒家五圣’的称谓是相当靠得住的。”干春松分析说,“圣人”是儒家理想人格的一个典型描述,而且儒家的政治也好,儒家的伦理学也好,有一种说法叫“示范伦理学”。“所谓的示范伦理学,就是要靠一些榜样性的人物来带动。” 　　所以,这些榜样性的人物像孟子、子思、曾子和颜回,通过对于这几个圣人的描述,是可以给大众提供五种特别具有榜样性、典范性的人格类型,“正是因为有这些榜样的存在,所以我们的中华文明是五千年不曾中断的文明。”干春松认为,如果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儒家五圣》丛书的价值就特别的大。 　　各司其职 　　□　丰家雷 　　西汉《战国策》里记载了一则关于魏文侯与田子方饮酒而称乐的故事。 　　魏文侯和田子方一起饮酒谈论音乐方面的事。魏文侯说:“钟声不协调了吧?左面的声音高。”田子方笑了起来。魏文侯说:“为什么笑?”田子方说:“臣下听说做国君的明理就喜欢治官之道,不明理就偏爱音乐。现在您对音乐辨别得很清楚,臣下恐怕您在治官方面有些聋了。”魏文侯说:“对,敬听您的教诲。” 　　魏文侯是谁?是战国时期魏国的开国国君,他奠定了魏国在战国时期百年霸业的根基,在他统治期间,魏国启用贤才,富国强兵,开疆拓土,国力得到快速发展,是首先称霸的一代霸主。 　　田子方又是谁呢?他是孔子著名的弟子子贡的学生,其道德学问天下闻名,被魏文侯聘为老师。 　　这个故事虽然短小,但寓意深刻,它告诉了我们一个组织管理学上的重要命题:各司其职。 　　一个高效的组织,应该是结构合理,分工明确,有序运行。组织内部,高层,做正确的事；中层,正确地做事；基层,把事情做正确。 　　魏文侯,作为一国国君,他的注意力应该在哪里呢?正如田子方所说,管理者的首要之务在于管人,而不是把太多的精力放在音乐上了。 　　国君不是乐师,职位不同,要求自然不同。懂音乐和知道谁懂音乐,完全是两码事。国君要“明于官,而聋于乐。”乐师要“明于乐,而聋于官”。 　　管理和操作是不同的,指挥千军万马和亲自冲锋陷阵,所需要的能力是不一样的。 　　作为领导,他是组织的管理者,需要把握全局,掌控整体,识人用人是首要的职责,管人比做事更重要。作为下属,尤其是在具体执行层面,业务能力要比领导更专业、更精通。 　　历史上还有不少这样的例子。刘邦与项羽楚汉相争的故事就很能说明问题。项羽出身贵族,是位天才的军事家,他通晓兵法,骁勇善战,深谙战术,力能扛鼎,一生打仗70余次,未有败绩,被誉为“羽之神勇,千古无二”。他可以说是为战争而生的盖世英雄。最后却兵败乌江,自刎而死。 　　反观刘邦就不同了,草莽出身,白手起家,文不成武不就,啥也不行,历史上记载他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为之奈何?”遇到问题就会问下属,碰到险境就逃跑。遇到追兵,甚至连儿女都踹下马车。就是这样一位不折不扣的自私小人,却善于用人,是一位高明的政治家,萧何、张良、韩信死心塌地的追随他,成就汉家天下。 　　尺有所短,寸有所长。世上没有人是万事皆能的全才,都各有所长,所以,组织的最大功能就是明确目标,界定职责,把众人妥善安排好,充分地发挥大家的聪明才智和主观能动性,让每个人都能够人岗相适,各司其职。 　　如此,整个系统才能各行其道,章法井然,有序运行,成效自然最佳。 　　管理是分层级的,下级不能越上级的位,同样,上级更不能越下级的位。如同《孙子兵法》里所讲的:“将能而君不御者胜。” 　　下级越位好控制,但上级越位就不容易控制了,特别是一些专家型领导,对某一领域颇有研究,往往喜欢做自己得心应手的事情,极易干预下属业务工作,甚至会包办代替,亲力亲为。时间长了,下属就不再动脑筋想问题做事情了,一切都会依赖领导决策安排。这种现象危害性极大。上级忙乱不堪,身心疲惫,下属只需简单被动执行,缺少锻炼提升的机会,积极性创造力就会大打折扣,最终整个组织必定会走下坡路。 　　一代贤相诸葛亮勤奋敬业,事必躬亲,到头来他鞠躬尽瘁为之奋斗终生的蜀汉政权却落得个“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的不堪局面。 　　战国时期《鹖冠子·天则》中有一句成语叫“一叶障目,不见泰山”。作为高层的主要领导,要把握大局,通观大势,具有宏观思维,没有必要对每个细小的环节都精通,如果把精力都用在无足轻重的细枝末节上,极其容易造成捡了芝麻,丢了西瓜。无所不备,则无所不寡。 　　世上就有不少小事精明大事糊涂的人。南唐后主李煜和宋徽宗赵佶,都是顶尖的艺术大师,过度精湛的专业能力,反倒让这两位“真专家”坐着皇帝的位置却干着艺术家的活,结果都成了亡国之君。 　　每个人都能各司其职,一个团队才能井井有序,有效运转；每个器官都能各司其职,一个生命体才能正常新陈代谢,身心平衡。 　　管理的最高境界就是通过调配整合各种资源来完成使命,实现组织目标。领导者最本质的工作就是聚焦管理,凝聚人心,统筹一切积极因素成就管理目标。 　　各司其职,是一条准则,是一项技能,更是一种智慧。 　　(作者系济宁学院党委副书记,山东省干部教育培训好课程讲授人,中共济宁市委党校特聘教授,济宁市作家协会会员。文章作于2023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