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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年12月02日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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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DF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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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书名:《暗权术——暗权力Ⅱ》
◆作者:刘诚龙
◆出版社:重庆出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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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民国初期人黄浚所撰的《花随人圣庵摭忆》记载着郭嵩焘的一桩小事:郭氏有次到其好友陈子鹤先生那里去耍,碰到了许多清流之士在高谈阔论,所谈者皆国事,时国事以抗洋敌为最大,谈及此,个个慷慨激昂,人人义愤填膺,都是“一意主战”。
郭嵩焘听得如此高论,就笑着掺和:“洋务一办便了,必与言战,终无了期。”在郭嵩焘看来,洋人来中国,主要是想来赚几个钱的,只要门户开放,让他们来做生意,就一点事情也没有了,此之谓“洋务一办便了”,但是,如果只是高言抗敌,那么这事情也就“终无了期”。郭氏此言一出,闹嚷嚷的场面顿时沉寂下来,一下子人都走光了。陈子鹤将他拉到一边,告诫道:你说的是真话,是实话,也是特有道理的话,“然不可公言之,以招人指摘”。
真话实话而且是正确的话,为什么不可“公言之”呢?因为领导干部不是不能说错话,而是根本就不能说话。作者黄浚对此议论道:“案此虽小节,亦可见子鹤涉世之深,于吾国社会揣摩之透。但此即是国人最大病痛,盖知其不可战而不敢不言战,发言公廷,与议论私室,截然不同。”在公廷上,在公开场合,个个都得高调言主战；而是私室里,在私下场景,人人都是低声说媾和。在黃浚看来,这是国人最大病痛:谁都不能说真话,谁都不能说心理话,谁都只能与“上面保持一致”唱高调,误国者被推举是爱国,真正爱国者却被看成为卖国,最后呢,国家终于被误了。
国家被误无所谓,关键是你不能说真话。这,真的是“国人最大病痛”啊。黄浚先生在这里揭穿了中国一大痼疾,“发言公廷与议论私室,是截然不同”的。在主席台上说的是这一套,在主席台下说的是另一套；在公共场合说的是这一套,在私人面前说的是另一套；在办公桌上说的是这一套,在茶桌酒桌上说的是另一套。
陈子鹤是个官场老油条了,他涉世很深,揣摩很透,所以他在他家主持搞“国事沙龙”,也把私室当了公堂,只要有人,特别是有公家人在场,他依然把私室的讨论当了金銮殿的廷对,大家心照不宣地假里来假里去,假话连篇而不脸红。郭嵩焘本来也是公家人,其实他也是懂得这个潜规则的,只是他良知未泯,敢于发表自己的真知灼见,他记载这次“聚会”被陈子鹤“指点”之后的感言是“予不能用其言而心感之”,他知道这是陈氏的“好言好意”,但是他不认同。这个湖南蛮子还是要说真话,要说自己的话。郭嵩焘是晚清一个难得说真话的人,“性质直,议说必根于心,无所迁饰”。
心里怎么想,口里就怎么说。他在英国、法国当了多年公使,学贯中西,更是识贯中西,他对中国痼疾看得很深很透,对外国的所长所优深有领会。魏源说中国如果要复兴,那就得“师夷长技以制夷”,郭嵩焘赞成其说却又指陈其失,他说魏源只在自然科学领域来师其长技,是远远不够的,他说西夷的真正所长是“政治体制”,舍此根本而师则是师其末技。此论之大胆,盖是前所未有,所以“大为士论所不容”。不但遭至朝野共讨伐,而且连其“亲不亲,家乡人”的老家也不能容他,“更为湘中顽固党诟病”。他因“心醉欧美政治”而还乡时,湖南一些地方官绅都不准他回家,回到了家乡,也常常有一些“遗老”与“愤青”要把他撵出去,连他的房子都有人想来烧一把火,“几欲焚其寓室”。
国人有所谓一言兴邦一言丧邦的说法,一句话能不能让一个国家兴衰存亡,那是难说的事情。而在官场里面,一言升官一言丧职者倒是常常有,郭嵩焘在官场里有几次沉浮,几乎都是与其“一言”相关,他“太乱说话”了,“议说必根于心,无所迁饰”,这样的人哪能在官场里混呢?他从官场里面退出,主讲岳麓书院时,还有人在他的门前挂一副对联:“万物皆备孟夫子,一窍不通郭先生”。似乎在中国,只要不懂得政治这一窍,其他各窍再懂,也是“一窍不通”的。
其实,在“发言公廷”与“议论私室”这两个层次里,还有一层,那就是“虑于心房”,许多观点许多看法许多思想,不说上公廷,连私室也不能上的,比如郭嵩焘在陈子鹤家里的那番言论,应该算不上公廷,只能说是私室,但是,也不能说,很多的思想都被关在自己的心房心室里根本就不出来。所以,中国出政客层出不穷,而思想家却难以出一个。这也就是说,不是中国人没有思想,还是“思想”早已胎死在“思”之里在“想”之中了；这也就是说,只有思,只有想,不是思想。思与想,必须出得了嘴巴,上得了版面才能是思想。
◆书名:《暗权术——暗权力Ⅱ》 ◆作者:刘诚龙 ◆出版社:重庆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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