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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年04月21日
来源：齐鲁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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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鲁霞
与英国的托马斯·卡莱尔(1795-1881)一样,出生于瑞士的雅各布·布克哈特(1818-1897)也有着浓重的英雄情结。布克哈特是19世纪杰出的文化史、艺术史、历史学家,善于从世界历史的横截面中,寻找有关历史本质的老问题。在《世界历史沉思录》一书中,布克哈特以国家、宗教、文化三大潜能为框架,探幽西方文明危机之所在,书中对历史上的危机及危机中的伟人的论述是一亮点。
何谓“伟大”或“伟人”?布克哈特认为,真正的伟大“实际上是一个说不清的谜”,难有科学界定,只能是一个相对的、模糊的概念。他甚至认为,人类根本谈不上伟大,“伟大其实正是我们人类所缺乏的品质”。尽管如此,“我们仍然需要伟大这个概念”。于是,布克哈特不是“一根筋”地给出伟大的定义,而是举出几个限定、形容伟大这个概念的词,比如“独一无二和不可替代”。如此模糊的界定,省却了许多的麻烦。
布克哈特对历史上那些独一无二和不可替代的伟人的特质作了分析和描述。最没有争议的是艺术家、诗人和哲学家等从事精神活动的人。他们的活动与公众的实际生活总是保持着一段距离,生活在另一个神秘的世界,创造着一种更高级的生活,因此可以安心地施展自己的才华；他们不像彼得大帝等政治人物,尽管改写了历史,人们依旧对他们爱恨交加、说三道四。艺术家、诗人和哲学家的伟大之处在于,以一颗敏感的心“把时代和社会本质充分地表达出来”,世界因他们的出现而丰富多彩,并借助他们在整体水平上得到提升。艺术家、诗人和哲学家之所以独一无二、无法替代,还因为他们的出现具有很大的偶然性。知识可以通过学习获得,发明迟早会诞生于世,唯有伟大的艺术家、诗人和哲学家或者长时间沉寂,或者偶露峥嵘,或者成群结队地出现,不可预见也似乎无规律可循。
布克哈特认为,伟人是个性与普遍性的交织。比如艺术家、诗人和哲学家,既是鲜明的个体,又深深地影响着整个民族、整个文化甚至整个人类。他们总是善于“从日常生活的潮流中、从偶然的事件中、从平凡的和不关痛痒的事情中提炼出人性普遍的东西,并赋予它最优雅的表现形式”。这种摆脱了世俗羁绊达到了高尚境界的普遍性,是伟大之所在。作为一位杰出的艺术史家,布克哈特倾心和向往文化这一潜能,把文化看作对国家和宗教的批判和制约。
其他领域特别是政治领域的伟人往往具有争议性——无论你做出多大的贡献,总是有懈可击。布克哈特也不排斥政治领域的伟人,只是绝不降低普遍性的标准。“伟人的使命在于,把一个超出个人范畴的意愿付诸实现。”这个意愿可以“称为上帝的意愿,一个民族或者整个人类的意愿,或者一个时代的意愿”。因为“人类根本谈不上伟大”,布克哈特对政治领域伟人的评价不拘于细节,而是用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一致性来衡量。只要个体的意愿代表了集体利益,只要个体使“所属的集体更伟大、更强大和更优秀”,即使在付诸实现的过程中犯点过错,终究也是可以被谅解的。“只有当一个人成就了伟大事业的时候,他才有可能得到人们的宽容,即便他犯下了罪行。”我们并不能因此认定布克哈特是“成则英雄败则寇”的同路者,他的宽容是以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一致性为前提的,毕竟真正的伟大是人类所缺乏的品质。
伟人总是与危机相伴。布克哈特的伟人情结与时代背景紧密相关。其时,他生活的欧洲已经危机四伏,自古希腊和文艺复兴以来的文明传统面临大规模战争、专制主义、民族主义的威胁。布克哈特敏锐地感受到了这一危机,期盼一些非同寻常人物的出现,因为这已成为“万不得已的事情”了。但现实让布克哈特深陷悲观,“因为整个社会由平庸的人构成”,人们对伟人的态度也发生了根本变化,认为这个时代不需要伟人,他们要自己解决自己的事情。更为关键的是,“强权政治总是憎恶具有创造性的人物”,伟人在萌芽之中就已经被扼杀。
无论对英雄的本质如何界定,英雄崇拜总是伴随着巨大的风险。布克哈特去世后,欧洲在很短的时间内经历了两次惨绝人寰的世界大战,欧洲文明的危机不幸被他言中。希特勒恰恰是迎合了危机中社会对伟人的期盼而一步一步走向历史前台的。尽管希特勒绝非布克哈特所召唤的伟人,布克哈特还是遭受了后人的误解。这是历史的吊诡之处,也是英雄崇拜的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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