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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年04月23日
来源：齐鲁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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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慧
读罢曲阜师大曹务堂教授《我所认识的“怪教授”陶愚川先生》一文,感慨良多。一是为陶愚川先生崇高的独立人格、特立独行的行事风格所钦服；二是为当今高校还有没有这样的“怪教授”而思疑。
其实“怪教授”也怪不到哪里去,只是我们判断人的行为标准太过单一,才觉得稍有些出格的人就显怪。其实从其身上,完全可以看到对文化传统和道德的坚守和发扬。
比如我们认为用公家的稿纸、给公家干活找公家报销这么理所当然的事情,陶愚川教授却从来不做,似乎不知道有“报销”一说。“他是全校工资最高的教师,但他每月除留下几十元生活费以外,其余全部上缴给校党委。书出版后的四五千块钱稿费,他也交给了校党委。”这在当代可视作公而忘私的模范行为,陶愚川先生却觉得稀松平常。
他几十年不添一件新衣服,冬天一床破棉被,夏天一件白布褂；东洋西洋均留过学却从不见穿皮鞋。对于物质享受,陶教授可以说从来不挂在心上,这种修养的确到了常人难以企及的高度。
他因哥哥陶百川是抗战时国民党中央日报社社长,去世前一直在台湾挂名“总统府国策顾问”而被选为省政协委员,但他只去开了一次政协会就提前返校了。作者分析盖因先生长期孤身生活,无法适应那“八人一桌吃饭,两人同室睡觉”的“会议生活”,但我想更重要的是因为陶教授视名利地位如无物的淡泊无欲。
曹务堂教授此文起于2010年7月《中国青年报》上刘健的一篇文章《现在高校还能容下“怪教授”吗?》,其实高校之大,庙堂之高,像陶愚川先生这样的“怪教授”本应多多益善,但是我们现在还容不容得下这样的“怪教授”还真要打几个问号。估计光职称评定这样的事,就能把一批怪教授给磨得没了性子。如果连高校这样号称文化殿堂的地方都不能有几个特立独行的人,那就可以想见,我们的社会价值单一到了何等可怕的地步!
世人多为名利奔忙,而当一个人真的视名利为粪土的时候才会发觉到做人的真性情,才会有多种多样的价值选择,才会有各自不同的行事方式。希望我们的社会给所有人特立独行的空间,给每个人创造不同价值的空间。唯有此,这个社会才丰富多彩并富有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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