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话何阳—— |
| “1992年后是一个 新的社会空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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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年04月23日
来源：齐鲁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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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任鹏
记者:离开体制“下海”的确能多赚钱,但物质就能代表自我价值的实现吗?
何阳:赚钱是一个方面。“下海”是想体现自我的社会价值和商品价值。你想,无论水平多高、干多少活,一个月只发56元,又怎么能体现价值?靠自己的能力、知识赚钱,这本身就是一个逐渐被社会尊重、承认的过程。
记者:1992年之后,社会给你除赚钱外的认可是什么?
何阳:体制内是独木桥,上升只有当官一条路。改革开放之前,一个人一生只能有一个选择。过去只有当官才能坐轿车,你再有钱都买不到。好像只有当官,社会才承认你的价值,
1992年后是一个新的社会空间。最有价值的是给个人提供了另外一条路,让人生有多种可能,把人的各种能力发挥出来了。
记者:体制内的公务员职位,对当今年轻人产生前所未有的吸引力,和20年前比这意味着什么?
何阳:下海是创造价值的生产行业,而公务员负责社会资源的再分配。一个国家的主流是生产创新、次流是分配时才正常。社会需要引导、激励创造价值的企业和个人,而不是将人们的兴趣引向再分配。如果年轻人开始回避价值创造、向往通过利益再分配的职位来获取自己的利益,那么,社会就会失去活力。
记者:那你认为这意味着倒退?
何阳:很多人没意识到这是社会倒退。现在创新的社会环境太差了。如果环境能给年轻人创造实现自我的机会,能力可以获得发挥,年轻人也不会去考公务员,掩盖自我。
记者:你的人生大起大落,十年的监狱生活带给你什么?
何阳:在里面的经历让我变得更宽容,以前我从来不崇拜任何人,现在只崇拜曼德拉那种宽恕的魄力。即使遭遇十年牢狱之灾,我也不憎恨任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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